從「一個青年的誕生」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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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扶輪月刊 2022-05月號   作者 台北中山社 李博信PP Marine 分享至
2020年10月至2021年5月間在台北市「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有一場長達7個月的「一個『青年』的誕生」特展。這次特展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青年」的社會定義,重現日治時期台灣青年的樣貌。
「青年」這個名詞在不同的時代,都各有不同的定義,但是它給我們的直覺,就是充滿正義、熱血,又是接受現代化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擁有最新的資訊及敏捷的行動力,因此在社會上一直扮演著改革先鋒的角色。從清末的戊戌百日維新、辛亥革命,直到民初的「五四運動」等等都是展現青年覺醒運動的實際行動。
台灣近代史上的青年人也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從清領時代、日治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直到現在一連串的改革行動,青年人都是穩執牛耳的角色。而日治時代的台灣在林獻堂先生的號召之下,由很多包括留日回台的知識青年組成了「台灣文化協會」,開啟了台灣民主運動的濫觴。
日治時期有不少優秀的知識青年於五年制中等學校畢業後,會再繼續留學日本在大學深造。這些學生到了思想開放的日本之後,接受到西方的政治、法律及哲學等新思想的影響之後,大開眼界,開始關切民族、社會以及人權的問題。因此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初,由於受到蔣渭水、蔡培火的影響,很多台北醫專及台北師範學校的學生紛紛加入,而加強了對青年的號召力。同時文化協會對於當時台灣各地發起的青年運動,也都會提出建言,除了對島內青年團體的成立給予援助之外,也經常與海外的留學生交換情報,連絡合作,促成留日學生在東京結社,以支持島內的台灣文化協會。
當時有幾個投入青年運動較為重要的青年團體,包括:
1. 台北青年會:1923年由中國留學生翁澤生等於台北太平公學校同學會席上宣布成立,最初與文化協會互動密切,後來因為有左傾的跡象而導致分裂。
2. 美麗也會:1926年成立於基隆市,以文化協會影響下的四十多名青年為會員。
3. 通霄青年會:1925年成立,當時經常邀請文化協會幹部舉辦演講會。
4. 炎峰青年會:1924年由台中州南投草屯庄文化協會成員所創立,會員多達百餘人,經常於農村巡迴演講,或經營文化劇團以演劇方式推動文化運動。
5. 大甲日新會:1926年由台中州大甲街文化協會促成的團體,會員三十四名。
日治時期台北本地人大都居住在繁華的大稻埕,包括太平町、下奎府町、蓬萊町等地,因此很多的知識青年也自然地群聚在此地的山水亭、天馬茶房等場所,相互談論文化、時事等;有些藝文界青年則組織讀書會或舉辦藝文展,處處表露他們渴望汲取新知的企圖心。台灣青年在這種氛圍下逐漸孕育了殖民地的民族意識,又在文化協會的影響下,發生了一連串學生運動,比較有名的有兩次的台北師範學校事件,以及台南師範學校退學事件等三次。而在這些事件之後被退學的學生,大都選擇留學日本,少數人則前往中國,其中有不少人仍然繼續參與改革運動,或者在社會上有卓越的成就。
而留在台灣做本土抗爭的蔣渭水醫師等人,也為了組織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而轟轟烈烈地引爆了一場震驚全台的「治警事件」。事件過後蔣渭水、蔡培火被判四個月徒刑;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及上海台灣青年會成員蔡惠如、林呈祿、石煥長、林幼春、陳逢源等被判三個月徒刑;林篤勳、林伯廷、蔡年亨、石錫勳、鄭松筠、蔡氏穀等六人被判罰金100圓;吳海水、韓石泉、吳清波、王敏川與蔡先於等獲判無罪。
直到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台灣青年雖然擺脫了殖民社會的苦悶,但是又要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政權,在無法適應新政權的腐敗習性之下,台灣青年的抗爭運動層出不窮,最後終於爆發了百年難以消弭的228事件及其後的大屠殺;1949年4月6日情治機關於台北市大規模逮捕師大、台大學生而引發了震驚社會的「四六學潮」。此後政府為了徹底壓制青年學生的聲音,即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發布戒嚴令。此舉不但迫使青年們封口噤聲,也開始了長達43年長期戒嚴(1949年5月20日- 1992年5月18日)的白色恐怖時期,而引起法學界的紛紛議論,此後整個台灣進入了高壓統治的時代。
在1951-1980年的30年間,最受矚目的青年運動有1970年11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台灣留學生組成「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發動「保釣運動」,後來延燒到在聯合國總部外面示威。
1972年12月,台灣大學哲學系自由派學者被中國國民黨特工系統以「反共」之名,進行一連串的整肅行動,導致台大哲學系教職員趙天儀、陳鼓應、王曉波、李日章及美籍客座教授馬樂伯等十數人遭受解聘,並使台大哲學研究所停止招生一年。台大哲學系事件持續到1975年6月之間才告平息。
進入1980年代之後的學生運動,在訴求的標的上也逐漸轉型,青年們開始重視個人的權利價值,因此以捍衛人格的自主權,爭取個人權益的議題逐漸發酵。在這段期間發生了輔仁大學輔新事件、台大李文忠事件,以及台大「自由之愛」運動等一連串的學生運動。
1990年2月台灣發生了「二月政爭」;3月又發生了青年學生的「野百合學運」,又稱「三月學運」,抗議人數曾多達近6,000人,都是來自台灣南北各地的大學生,他們提出「解散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
這次的抗議行動是台灣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對於台灣的民主政治有極大的影響。在這次學生運動之後,李登輝即於5月正式就任總統,並開始著手一系列的政治改革。首先依照學生的訴求召開國是會議,接著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立法解散國民大會,國會全面改選,一掃長年累積的沉疴,使得政治體制耳目一新,將台灣的民主化帶進了另一個新紀元。
台灣在經過這一番艱難的改革之後,也使得以往的既得利益者認清事實,而逐漸淹沒在時代的潮流。
台灣在進入21世紀之後,也衍生了很多新時代的訴求,包括2004年的新野百合學運、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2014年青年學生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未經逐條審查而發動的太陽花學運(318青年佔領立法院事件)、2015年的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

近代史上歷次的學生運動確實帶來了改革的契機,當我們在爬梳過去一世紀青年人為社會改革而奮鬥的時候,不禁會回望座落在台北市寧夏路的「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這裡在日治時期是台北警察北署,戰後由刑警總隊駐紮,後來才由大同分局使用。重要的是這裡曾經是多位民主運動人士被拘押刑求的地方,雖然它現在已經改為「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但是仍然保留扇形拘留所與神秘的水牢,讓我們回首深思,其構思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