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賴與和解需要我們超越引發情緒的事件表象

我所謂的共同信念── 在不知不覺間融入我們文化的共有想法── 力量強大到令人難以置信。它們型塑我們對世界的觀點，有時候讓我們對某些人或事件做出並非基於事實的假設。當邪惡的種族主義再加進來，我們對事件的觀點可能甚至會讓人感覺像是一種心靈驚恐。1988年夏天我與家人前往田納西州納許維爾(Nashville)時，便親身有過這樣的體驗。我在那裡所發生的事多年來一直讓我記憶深刻，也影響我對種族及種族主義的看法。
我的母親在田納西州長大，她影響我早期對美國南部白人及非裔美國人的看法。她對塑造她觀念的事情並未多談，可是就像許多非裔美國人父母一樣，她想要保護她的孩子不受種族主義傷害。可是你怎麼有辦法在美國長大而不讓種族影響到你的觀點？
納許維爾是鄉村音樂名人堂暨博物館(Country Music Hall of Fame and Museum)的所在地，以主辦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詞曲作者音樂活動而出名。可是在1988年夏天，是家人及南方美食促使我和丈夫會把行李和兩個孩子弄上我們的廂型車，還帶著我媽媽，從芝加哥開了475英里（約765公里）到那裡。接待我們的阿姨朵莉絲(Doris)喜歡烹飪，她保證我們一定不會失望。
我們一起回憶往事，享受各式各樣令人驚喜的美味餐點。有一天下午，我們決定冰淇淋是個消暑聖品，於是魚貫上了我們的廂型車。我在前排副駕駛座看書，沒有留意周遭環境，直到我聽到玻璃破碎的聲音，伴隨著尖叫聲。接著廂型車開始旋轉。我們在一個繁忙的十字路口被一名闖紅燈的駕駛撞到。
除了我之外，大家都有辦法自行下車，沒有大礙。那輛車撞擊到廂型車前面副駕駛座的那一側，也就是我坐的地方。我被卡在車子裡。安全帶讓我沒有撞破擋風玻璃被拋出車外，可是撞擊力讓我的頭部狠狠撞上儀表板。我被夾住，渾身顫抖，然後我慢慢領悟到我的處境的可怕之處：一個身在美國南部、需要幫助的非裔美國人，可能要任由我並不相信可以好好照顧我的白人所宰割。我嚇壞了。
然後，不知從何處冒出一名白人男子拉開我這一側被撞壞的廂型車車門，跨進車內。他表明自己是下班的急救人員，剛好來到這一帶。
他冷靜地說：「不要動。我是來幫你的。」他把手放在我頭的兩側，讓它保持不動。他陪著我，固定住我的頭，直到救護車抵達。然後救護人員── 全部都是白人── 接手。他們用支架固定我的頭跟脖子來取代他的雙手。我被抬到擔架上，火速送到醫院。我再也沒有見過那名男子。
我在醫院所遇到的每個人都十分親切。他們也都是白人。在經歷多重評估之後，隔天早上他們讓我出院，保證我可以安全無虞旅行。我有腦震盪，我在芝加哥的主治醫師也證實這點，他提供給我相同的康復準則── 休息及放鬆。這段休息時間讓我有時間省思這個事件。
在那天，一位陌生人穿過人群來幫助另一位路人，就只因為這麼做是正確的，讓我對美國南部的白人觀點，全盤顛覆。
單一事件不足以根除多年的共同信念。然而，一個事件可以作為背景，讓人深層省思改變如何可能開始發生。白人陌生人選擇伸出援手的事實，讓我對我們文化中的種族主義的悲慘現況產生一線希望。
同時，我對種族和解的真正挑戰並不天真，這些挑戰往往因錯誤的共同信念而強化。如果要有希望和解，這些信念必須受到挑戰及正視，任何涉及建立跨文化關係的人都必須願意保持真誠及坦白。
我與家人向來都住在大致上是多種族的社區。我要我的孩子與各種族及文化的人互動，成為對於自己的膚色、與他人建立關係感到自在的年輕人。在納許維爾之行後不久，我與一位住在我家對面、屬於同一個宗教團體、名叫瑪麗(Mary)的白人女性建立親密的友誼。
可是在1992年的羅尼‧金恩(Rodney King)判決之後── 當時4名白人洛杉磯警察在毆打1名非裔美國男性的案件中獲判無罪── 我開始疏遠她。她注意到後就來質問我。就跟我困在納許維爾的廂型車中時一樣，我不相信她會瞭解我憤怒、痛苦，及無助的感覺，也不相信她會關心我。但是她主動打破我們之間的藩籬，開始談論我們對於種族的不同觀點。
我們容許彼此說實話，即使那些話可能會傷人，這點很重要。透過一連串的對話及一起痛哭，我們慢慢建立信賴感。她承擔我痛苦的重量，透過這個方式來愛我。後來，她的婚姻破碎時我也能為她做同樣的事。
瑪麗擁有一家女性諮商中心。她大多數的客戶都是白人。她邀請我寫下我的感覺，好讓她能與她組織裡的女性以坦白、謹慎的方式分享。
對於我們經歷的現實及對世界運作方式傳承而來的期待，賦予其意義的事物就是共同信念。我們都必須超越引發情緒的表面事件，進入更深層的領域來建立信賴。我相信說實話及對那些共同信念坦白以對，可以產生任何和解要發生所需要的環境。
Rev. Dr. Cecelia Harris著有《恩賜時刻：束縛到解放之旅》(Manna Moments: A Journey from Captivity to Lib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