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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授的畢生志業
可以教會我們如何
克服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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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認起初我對他研究的迫切性抱持懷疑態度，即使我自己偶爾也有感到孤單的時候，尤其是小時候在中國就讀寄宿學校，以及離開親友到美國成為新移民的時候。以我個人來說，我把寂寞看成每個人偶爾都會有的經驗，除了那些陷入憂鬱症的人，我們大多數的人都可以自行克服，甚至因此變得更堅強。可是卡修柏說我錯了。他主張，寂寞是一項隱形的傳染病，很快會成為重大的公衛危機。
64歲的他顯得清瘦── 他告訴我他剛完成唾腺癌的治療。然而，他看起來很有精神。卡修柏與他人在芝加哥大學一起成立認知及社會神經學中心(Cognitive and Social Neuroscience)並擔任所長。事實上，他協助開創一個全新的領域── 社會神經學── 檢視社會經驗及生理系統的關連性。他說，20年來他進行研究──包括大腦掃描── 來探索社交孤獨對身心健康的負面影響。他解釋說：「當寂寞成為慢性病，會讓死亡率增加約26%── 大約跟肥胖症的人一樣。」
卡修柏的研究顯示自願接受的孤單增加罹患各種疾病或疾患的風險，包括神經退化疾病、心血管疾病、認知退化── 甚至癌症。他說，寂寞的人── 往往比較衝動且有敵意── 比較可能食用高糖高脂的安慰性食物，體內的皮質醇濃度也會升高，此乃人體主要的壓力荷爾蒙。當大腦察覺到社交環境不友善或不安全，便會發出訊號來升高我們免疫系統防衛的警戒狀態，減少我們對發炎或疾病的抵抗力。
教授說，因為寂寞可能造成社交退縮── 因為有些人認為這比被拒絕的痛苦來得好── 寂寞的人往往比較焦慮、沮喪、有敵意，肢體也比較不可能活躍。
寂寞有多普遍？卡修柏引用研究數據，有25%到50%的美國人表示經常感覺到寂寞。最近的研究顯示這個數字已經增加到超過一半。我邊記著筆記他邊說：「因為寂寞的人比較可能與他人有負面的互動，真的會有傳染效果。有害的影響不會因睡覺就結束。寂寞是一種全年無休的狀態，造成睡眠品質不佳，讓人疲累不堪。」
「什麼促使你研究寂寞？」我這麼問。我一向渴望挖掘隱藏在訪問對象之研究領域及熱情裡的個人故事。
他回憶說：「我讀小學時，我父親努力在德州、路易斯安納州、阿肯色州，及奧克拉荷馬州建立他的小事業，我家也隨之搬來搬去。每隔幾年，我便要與朋友及熟悉的環境分開。這樣的搬遷有時候讓我早早嚐到寂寞的滋味。」多年後，當卡修柏開始他對人際連結的研究時，那樣的童年經驗讓他去調查寂寞的可能代價及益處。
在卡修柏說話之際，我發現自己內心也回想起在中國西安住宿學校裡冰冷的宿舍及軍事化的管教，我在那裡生活到17歲。11歲時我在國家考試表現優異，中國政府把我從一所普通的小學抽出來，送到一間專收資賦優異兒童的學校。我離開朋友及拉拔我長大、寵愛我的祖母，搬到一處只有單調樸素建築、有警衛看守的園區，我們20個男孩每天上7小時的課，背誦科學公式及教條口號。我比同儕小整整一歲但早熟得令人討厭，讓我成為霸凌的目標，使我益發感覺孤單。前兩年，我有嚴重的消化問題，常常尿床。醫師讓我做各種檢查，但找不出特定原因。寂寞可能是我健康問題的根源嗎？我問卡修柏。
他用研究員察看受測對象的語言來回答：「你的病比較像是一個生理信號，提醒你該與周圍的人重新連結來增進你短期內的存活。」
我也與卡修柏分享我母親的故事，那已經在我心中糾結多年。在我父親於1980年代末期往生後，她在西安因為心臟及胃部的問題住院過好幾次。我時常撥打長途電話給她但無法紓解她的寂寞。
2005年冬天，她獨自一人在公寓，因心臟病發昏倒，躺在地上36小時才被我的手足發現。她享年67歲。治療我母親的中醫師說：「如果她在家有人可以說說話，她便不會死。」中國人相信情感與身體健康的相互連結，聽起來與卡修柏的發現相似。
卡修柏感嘆說儘管寂寞在世界各地很普遍，影響健康甚鉅，但要誠實討論它仍然很困難很少見。他說，所幸有些國家── 尤其是丹麥、日本，及英國── 已經建立計畫來增進對慢性孤獨的認識，並促進專業人士介入。
他相信要對抗汙名化，媒體扮演關鍵角色，它可以教導大眾認識互相依賴在人生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他主張：「孤獨應被視為公衛問題，應該在醫療保健制度及醫療教育中獲得更多關注，確保醫療保健人員都知道如何辨識及處理。」
在對這個主題瞭解這麼多後，我同意協助卡修柏修改那篇有關他研究的文章，我們把草稿交給幾個全國性的新聞社。在等待回覆期間，我獲邀進行一項寫書計畫，從大學辭職。我不知道那篇文章後來怎麼了，也不曾去追蹤瞭解。
在新冠疫情封鎖開始後幾個星期，我痛苦待在家裡，感到寂寞、焦慮、無助，面臨失眠及各種身體疾病，就像其他許多人一樣，然後我想到卡修柏的深入研究。我在網路上搜尋一下他的名字，很詫異看到教授的訃文── 他在2018年3月逝世，享年66歲。
我雖然對他的死亡感到哀傷，但同時也以新的眼光來看待他的研究。新冠疫情就像一場所有人都參與的大規模、全世界的實驗。我們爬梳自己的情感，以及如何獨自奮鬥來渡過這場封鎖我們生活、讓我們與家人朋友忍痛分隔的疾病夢魘。我們失去職場、學校、餐廳、或遊樂場之社交互動所給予的心理支持。
我找出我編輯過的教授文章草稿，後悔沒有更努力來讓它被刊登出來。鑑於想到他的發現及建議比以往都更重要，在此我與讀者分享一些他的深入見解，試著負起之前未了的
責任。
一般咸信寂寞多數是老人專屬，但卡修柏在文章中說它可能影響任何人── 對外表感到不自在因而拙於社交的青少年；來自小鎮、在大城市失去感情連結的年輕人；忙於事業無法與家人或朋友維持良好關係的主管；或是一位配偶及朋友都先辭世、日益衰弱的健康使其更孤獨的老人。
後續的研究以卡修柏的發現為基礎。舉例來說，2018年一項調查顯示美國7,500萬個千禧世代及Z世代的成人比任何其他年齡層都更寂寞，他們的健康狀況也比年長世代更差。
孤單增加罹患各種疾病或疾患的風險，包括……
心血管疾病、認知退化──甚至癌症。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說他們覺得沒有人瞭解他們，10個人中有4個人表示他們「缺乏陪伴」或「與他人有隔閡」。其他研究顯示寂寞對死亡率的影響等同於一天抽15根香煙。
卡修柏發現，承受寂寞之苦的人往往自甘過著孤獨的生活。他說：「他們可能有家人、朋友、或一大票社群媒體網紅朋友，可是他們通常不覺得自己與任何人真正契合。」
他的論點有一部分是基於個人經驗。他寫道：「我在醫院接受癌症治療。我不是一個人，也獲得所有可能的支持，可是我覺得非常寂寞。結婚的人比沒有結婚的人比較不會感到寂寞。可是，結婚的人如果覺得與配偶及家人有隔閡，便會覺得分外孤單。」
卡修柏說，人類有今日便是因為能夠互相協助及保護。為了存活、繁衍，及興盛，我們對彼此伸出援手。現在，這種連結似乎岌岌可危。寂寞及孤獨的心理傷害已經層層包圍我們高度演化的社會。
我記得我問過他：「社群媒體讓我們更加緊密連結嗎？」
卡修柏說，當人們用社群媒體來豐富面對面的互動，就有幫助，可是當人們把社群媒體當作真正接觸的替代方案時，可能會導致相反的結果。卡修柏補充說，許多寂寞的年輕人往往把社群媒體看成相對安全的避風港，避免與他人接觸。因為人們難以判斷社群媒體上的人的可信度，互動便可能很表面。
此外，網路連結不能真正代替真實的連結。舉例來說，利用通訊軟體Zoom和家人共進佳節晚餐顯然與面對面的團聚大不相同。
與沮喪及焦慮不同，寂寞沒有臨床診斷。那麼這要如何預防或治療？
卡修柏的遺孀史蒂芬妮(Stephanie)接手他的研究，再加上她自己有關愛對大腦之影響的研究，讓她可能有答案。她是芝加哥大學普立茲克醫學院精神病學及行為神經科學的助理教授。她與同事正鎖定一個名叫孕烯醇酮的神經類固醇進行臨床試驗。
臨床前的試驗顯示這項化合物可以抵消腦部與孤獨相關的一些生理改變，在人類體內也耐受性良好，沒有其他抗憂鬱劑的常見副作用。她在接受《衛報》(Guardian)訪問時解釋說：「如果我們可以成功降低寂寞者內心的警報系統，我們便能讓他們重新與人連結，而不是退縮避開人群。」
她的亡夫生前也想過這個問題。他建議先從小的事情開始。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不要專注在努力尋找人生至愛或是打造全新的自我。只要把一隻腳趾放進水裡。把你最初的行動限制在一些慈善活動。當義工可能會給我們小小的正向情感，這是我們要超越讓我們退卻的可怕未來所需要的。」
他強調增加社交連結品質的每一步都可促成血壓、壓力荷爾蒙、睡眠模式、認知功能，及整體健康的改善。他堅信慢性孤獨應該在學校、醫院，及長者安養機構獲得更多關注，確保教師及照護者可以辨識並試圖協助。
我問卡修柏看治療師是否有助於舒緩寂寞。他指出避免寂寞並不是完全要靠「取得」協助。他說：「人類的天性不是這樣的。任何社交支援都必須是互相的。單單成為心理治療師的病患會滿足某些需求，可是無法滿足有一個豐富、互惠連結的真正需求。」
他指出，積極尋找人生的意義也有幫助。那可能包括加入義工組織或運動，例如扶輪或宗教團體。
日本京都的茶道大師千玄室可以證實卡修柏的建議。現年99歲的他在扶輪仍十分活躍。他在退休及太太往生後，最近接受《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訪問談起人生時說：「我覺得扶輪是我的家。它減輕我的孤獨感，讓我感覺受到重視。」
卡修柏說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對相關者來說要有意義。他說：「我們應該抱持『期待最好』的態度。某個人的溫暖及善意很可能會觸發其他人的溫暖及善意── 這就是互惠的力量。只要練習，我們任何人都可以把我們帶給世界的東西變得更有溫度。」
儘管慢性孤獨具破壞性的影響，在我們的討論中卡修柏不斷強調也有光明面。他喜歡把暫時性的孤獨感比喻為飢餓及口渴的感覺。他常跟我及他人說：「當你覺得餓或口渴，你的身體是在告訴你在虛弱到無法運作之前就去找食物或水。寂寞提醒你你可能需要朋友。它激勵你去修補或取代你覺得有危險或已經失去的關係。」
因為寂寞有許多時候可能不會讓人意識到，卡修柏說家人及朋友通常是率先察覺慢性孤獨徵兆的人。他解釋說：「當一個人顯得哀傷或無精打采的，便可能是一種無聲的呼喚，要人協助及連結。持續的耐心、同理心，及支持可以有助於重建信賴及連結。」
至於我自己，我從我的教授及一群善良的大學同學之友誼中獲益良多，他們讓我在1990年代初期到美國定居時，得以克服文化及情緒的孤獨感。我的記者工作也提供豐富的社交圈。
在新冠疫情封城期間，我遵循卡修柏的建議，刻意努力透過視訊通話與家人及朋友保持連結，也到各種慈善組織擔任義工，認識許多新面孔。我一開始覺得寂寞，可是這種感覺不曾變成慢性狀態。我從團體活動所獲得的相互支持，不斷提醒著我：與人建立連結讓我們過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