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平等計畫的聯合創始人

原文發表於2022年9月20日Rotary Voice，https://blog.rotary.org/2022/09/20/ending-racism-building-peace/#more-13747
我們兩人在北美和平促進者的就職隊伍中以扶輪和平研究員的身分相遇。我們承諾在積極和平的框架下為扶輪體系提供培訓、教育和支持。該倡議源於扶輪社及經濟與和平研究所 (IEP)的策略合作夥伴關係，該研究所是一個致力於衡量積極和平的全球智庫，該機構宗旨目標為「維護和平社會的態度、機構和結構」。
美國的和平推動者已經在解決這個國家的種族主義問題，但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的案件成為進一步行動的催化劑。同年10月，我們共同創立了種族平等項目REP，這是一個由北美和平推動者組成的小組委員會，致力於研究如何通過反種族主義創造一個更加和平的社會。
「終止種族主義。建立和平」是今年9月21日聯合國國際和平日的重點。我們感謝國際扶輪在2020年9月成立了一個DEI工作小組，在多元、平等及包容(DEI)方面所做的工作。2022年，該工作小組加強了扶輪社2019年的 DEI聲明，支持對多樣性、公平性做出更全面的承諾和包容。此外，扶輪正在使用IEP的八個積極和平支柱框架（註）來促進所有種族、宗教、性別和能力的人的平等。這是通過社區服務計畫來完成的，這些計畫應用扶輪的焦點領域來加強這些支柱。
八個支柱必須既單獨地又協同地發揮作用，以有效地維持積極的和平。種族主義是一種暴力形式，表現為直接暴力和結構性暴力。我們認為，實現種族平等需要對所有八個支柱作出持續的承諾。為了說明我們如何將接受他人權利的支柱應用於種族主義，種族平等項目開發了一個訊息示意圖，展示了我們對美國（REP所在）種族不平等影響的研究。
我們對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差異的研究，使我們進一步審視了、我們的制度及其與這些不平等的關係。由於重點領域和積極和平的八個支柱對於建立和平至關重要，我們深入研究了這些模型如何更好地與DEI和建設和平相結合以解決種族主義問題。
例如：多樣化的真正含義是什麼？不僅在種族上，但在種族上，性別、階級和能力等議題類別當中，我們是否不僅在我們的扶輪社交圈，而且在我們本地和全球的整個社區中創造了一種真正的歸屬感？我們是否將受我們服務計畫影響的社區納入決策過程？我們是在真正促進公平，還是將我們社區的成員被推移到邊緣？如果是這樣，我們如何打破現狀，為那些被邊緣化的人創造機會和平等？
實現種族平等，離不開積極和平的概念和實施。那麼扶輪社如何影響這一點呢？這是一項艱鉅的工作，但這是我們的工作。
我們可以從變得更加知情並採取行動結束種族主義開始，美國擴展基金會與協作組織指出： 「解決公平問題需要瞭解我們社會中結果差異的根本原因。」為了要改變某事，我們需要瞭解它。
讓我們提出更多問題，並考慮結構性種族主義對我們社區的影響。讓我們把它變成一個終生的學習過程，成為我們在扶輪社服務的核心，為所有人創造更公平的機會和成果。
Geoffrey Diesel和Kathy Doherty在泰國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學完成了他們的扶輪和平大使獎學金學位。他們和種族平等計畫團隊與許多扶輪社合作，在各個層面提供有關積極和平和種族正義的培訓和演講，包括社長當選人訓練會、國際扶輪DEI工作小組聆聽之旅和有毒品危害等培訓扶輪社高級領導人。
要瞭解有關積極和平的更多信息，請參加扶輪積極和平學院課程。
註：經濟與和平研究所(IEP)所推行的積極和平指數(PPI)衡量了163個國家的社會復原力水平，覆蓋了世界人口的99.7%。為了構建PPI，IEP分析了24,700多個不同的數據系列指數和態度調查變量，並結合當前對暴力衝突、復原力與和平的驅動因素的思考。結果是與和平社會相關的因素的八部分分類。
這八個領域，被稱為積極和平的支柱，來自與內部和平最相關的數據集，由全球和平指數衡量，該指數將和平定義為「沒有暴力或對暴力的恐懼」。PPI使用三個指標衡量八個支柱。這些指標代表了最好的全球可比數據，與和平水平具有最強的統計顯著性關係。
構成積極和平的八個關鍵因素或支柱是：
運作良好的政府：
良好的政府提供高質量的公共和公務員服務，產生信任和參與，展示政治穩定並維護法治。
良好的商業環境：
經濟條件的強度以及支持私營部門運營的正規機構。商業競爭力和經濟生產力都與最和平的國家相關聯，並且是穩健商業環境的關鍵。
資源的公平分配：
和平國家傾向於確保公平獲得教育、衛生等資源，並在較小程度上確保收入分配的公平。
接受他人的權利：
和平國家執行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的正式法律以及與公民行為相關的非正式社會和文化規範。
與鄰國的良好關係：
與其他國家或一個國家內的種族、宗教和文化團體之間的和諧關係對於和平至關重要。具有積極內外關係的國家更和平，政治上更穩定，政府運作更好，區域一體化，有組織的內部衝突水平較低。
訊息的自由流通：
自由和獨立的媒體傳播信息的方式可以帶來更多的知識，並幫助個人、企業和公民社會做出更好的決策。這會在危機時期帶來更好的結果和更理性的反應。
高水準的人力資本：
熟練的人力資本基礎反映了社會教育公民和促進知識發展的程度，從而提高了經濟生產力、對年輕人的關懷、政治參與和社會資本。
腐敗程度低：
程度高的社會中，資源分配效率低下，往往導致基本服務缺乏資金，這反過來又會導致不滿和內亂。低腐敗可以增強對機構的信心和信任，並提高企業的效率和國家的競爭力。
IEP沒有具體規定每個支柱應該採取哪些干預措施，因為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定國家的文化規範和發展路徑。在一個國家適合的東西在另一個國家可能不適合。本研究與其他和平研究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框架是根據經驗得出的。選擇用於衡量每個支柱的指標是基於對和平具有最強統計顯著性的因素，因此形成了一個整體和經驗框架。
PPI是定義和衡量和平積極品質的最全面的全球量化方法。這套工作為和平的發展和改善提供了一個可行的平台。它還可以幫助改善社會因素，包括治理和經濟發展以及和平。它是為數不多的能夠確定創造和維持和平社會的積極因素的整體和實證研究之一。
以上資料取材自：經濟和平研究所與和平學院網頁，人類和平願景相關內容。
https://www.visionofhumanity.org/the-eight-pillars-of-positive-pe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