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思想逐漸地形成，但是卻無法擺脫天生的羞怯，即使只是在六、七個人的面前表達想法，也經常會令他不知所措。有一次他受邀為一個提倡素食的場合演講，事先準備的講稿只有一頁，但當他要站起來宣讀時，他的眼睛卻因為緊張而變得矇矓，而且還不斷地發抖，完全無法讀出來，最後只得由其他人代為宣讀。這樣的羞怯個性，直到後來甘地到了南非才有一點改變。
這個經驗教導甘地「沉默是信奉真理的人精神訓練的一部分」。甘地指出：「我們日常生活裡，確實有很多急於講話的人。這些人可能會有意或無意的浮誇、抹殺或縮小真理，如果要克服這種弱點，沉默是必要的。一個很少講話的人，他言詞往往比較經過考慮，他會衡量每一句話。當一個人擁有滔滔不絕的談吐，說實在的，這不見得對這個世界會有什麼
裨益。」
「有可能是浪費時間。我的害羞確實維護了我，它讓我成長，幫助我識別真理。」甘地生來就屬於毗濕奴信徒（即印度教徒）雖然從小就經常到哈維立神廟去朝拜，但是這並沒有觸動他內心真實的感情。小時候，他唯一的宗教體驗是來自家中一位老傭人蘭芭的影響。甘地小時候很怕鬼怪，所以蘭芭教他可以反覆誦念「羅摩那摩」（為毗濕奴的化身，反覆念誦表示到羅摩的崇拜），就不會害怕。甘地並不相信毗濕奴，但是因為相信蘭芭，所以自幼年起，當他害怕時便開始反覆誦念「羅摩那摩」，以消除對鬼怪的恐懼，直到成年，都非常的有效。
甘地的家庭教育中，經常有機會接觸其他的印度教宗派，所以自然養成一種容忍一切宗教信仰的態度，並根深蒂固地深信：道德為一切事物的基礎，真理為一切道德的本質，真理是他所追求的唯一目標。
甘地從英國倫敦的學生時代開始，就開始認真嚴肅地研究宗教信仰，以一種同等崇敬的心理，探求所有宗教信仰的精華，認為所信仰內在的精神都是同一的，而外形是無關緊要，甚至可能為一種障礙。
甘地曾對一位力勸他改信基督的朋友說：「我曾認真地想過要信奉基督教，甚至有段時間研究《聖經》，認為當中的教導能夠使一個完人樹立最好的榜樣。但是最終得到一個結論：我們印度教中沒有的東西，在基督教的《聖經》中也沒有辦法找到。如果能夠做好一位印度徒，其實也意味著能夠成為一個好的基督徒。」接著又再補充：「如果一個人能夠達到他自己的宗教信仰核心，他也就達到了其他信仰的核心。上帝只有一個，但是通往上帝的道路卻有很多條。」
甘地在英國學習三年後，取得倫敦法學協會所頒發的律師證書後回到印度。回國後的甘地發展並不順利，天生害羞的個性使得他無法在法庭上詢問證詞，在孟買待了六個月，一事無成。後來朋友介紹他去穆斯林商行在南非的律師，協助處理一宗重要的訴訟案件，於是甘地於1983年4月出發前往南非德班。
在南非，甘地與當地的勢力發生衝突，這激發他隱藏著的道德力量，讓所受到的恥辱與失敗變成了一種富有創造的激情，南非的白人很少，他們不把當地的南非人與印度僑民當人看待，不論其職業或身分，都通通污衊是苦力或蠢貨。甘地第一次受到侮辱，是在朋友帶甘地去拜訪德班法庭的時候，甘地一進入法庭，法官就要求他摘去頭巾。甘地對於這種污衊自己民族頭飾的行為感到非常的憤慨，於是將此事投書報社，以維護自己在法庭纏頭巾的權利。當地報界對這件事廣為議論，並評論甘地是「不受歡迎的人」。
大約一個星期之後，甘地搭乘火車到普利托利亞。雖然他的代理人為他買的是頭等車票，但是中途有位白人上車，看到甘地，馬上向鐵路局人員表示不願意和「有色人種」同一車廂，於是甘地被命令搬到行李車廂去。甘地拒絕這樣的要求，接著就被警衛推下火車，鐵路當局還拿走他的行李。
當時正是冬季，甘地的行李被拿走，他沒有勇氣去拿回來，只能夠在漆黑的候車室凍了一夜，心裡一直在思索：「我是應該站起來為我的權利奮鬥呢？還是回印度去？」甘地最後決定要留下來，忍受這一切。多年後他回想這次的事件，說道：「我的積極非暴力運動的想法就是從那一天開始產生的。」
甘地親眼見到他的同伴在南非的困境，到了比勒陀利亞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召集一次印度僑民團體會議，將自己的想法發表公開的演說。這是甘地第一次公開式的演說，這次他並沒有膽怯害羞，他內心深處的勇氣讓他完成了一個成功的演說，將他從苦難和怨恨中得到徹底的解脫，從此之後，他的演講不再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