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一筆無價的遺產 

祖母帶著心滿意足的笑容等待著，直到我父親稀哩呼嚕地吃完她手擀麵的最後一根麵條，並擦去嘴上的番茄蛋醬。接著她開口說話，我繃緊神經，準備迎接她訓誡我們小孩子逃避家事的老生常談。 
她平靜地宣布：「我恐怕只剩下幾個月的壽命了。」 
我與姐姐當場僵住。父親的筷子掉了下來。他問：「妳身體不舒服嗎？」 
「沒……還沒。」 
母親忍不住開口：「是公公的亡魂昨晚託夢告訴妳的消息嗎？」 
祖母以怒視回敬她的嘲諷。 
那是1973年秋天，我們住在中國中部的城市西安。祖母剛滿72歲。儘管她偶爾抱怨頭痛及頭暈，但她看起來身體夠硬朗，能拖著纏足的小腳做飯、打掃，還會斥責我寫作業不專心。我從未想過她有朝一日會過世。她就像我們院子裡那棵梨樹 ―― 盤根錯節、古老，但年復一年地開花。
當父親追問時，祖母承認她並沒有患上任何絕症。她的預言是基於一句中國古老的俗諺：「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 隨著第一個門檻逼近，她希望做好準備。她要求父親開始準備她的葬禮，著手製作一口松木棺材，並邀請裁縫來縫製一件精緻的傳統壽衣 。
父親皺起眉頭。當時中國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充滿佛教及道教傳統的傳統葬禮是被禁止的，因為它們牴觸了共產主義無神論的意識形態。他說：「別開始胡思亂想。現在是新社會，大家不再相信那些迷信的說法了。」 
我們以為祖母對死亡的執念只是暫時的，很快就會走出來。但隨著冬意漸濃，她的恐懼也變本加厲。這個話題在每一頓飯時不斷被提起。
由於我是祖母帶大的，失去她的念頭讓我充滿恐懼。然而我姐姐卻顯得異常冷靜，甚至有點好奇。有一天，我指責她沒良心。她環顧四周，確定祖母聽不到後低聲說：「你知道嗎，等祖母去世，我們可能會繼承很多金條 ―― 就像電影裡那些亮閃閃、餃子形狀的金元寶一樣？」 
我嗤之以鼻，但她堅稱是一位近親告訴她的。
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父親總是描述過去那段艱苦的生活：他還在襁褓期間，祖父和幾位親人就死於結核病。在1940年代日本侵華期間，祖母帶著家人跋涉數百英里逃到西安。「我們身無分文，沿途要飯，」父親總是這麼回憶說。多年來，祖母替人幫傭將他撫養長大，他常將我們家擺脫貧困歸功於共產黨政府。
但我姐姐講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這讓我有些困惑。祖母和祖父曾是鄰近河南省的有錢地主，他們的村莊就是以祖父的名字命名的。後來，洪水、疾病，及蝗災接踵而至，日本人的入侵更是雪上加霜。當他們的土地被水淹沒時，日軍劫掠並焚燒了他們的房屋。在祖父死於結核病後，祖母抱著還是嬰兒的父親及家中僅存的財物，加入了數百萬西遷難民的行列 。
我姐姐說，父親必須隱瞞這段過往。在共產主義統治下，地主及資本家會被貼上「人民公敵」的標籤。如果政府發現我們的秘密，我們家就會成為被迫害的目標。
我很難想像祖母曾是一個有錢人的夫人。從我有記憶以來，她總是穿著同一套衣服 ―― 一件褪色、寬鬆、左側有盤扣的藍色上衣，寬鬆的燈籠褲，及白色長筒襪。她完美地符合革命電影中描繪的無產階級婦女形象。夏天，我記得當鄰居的孩子蜂擁到我們家門口的冰棒攤車時，我會懇求她給我買一支。她總是會翻出口袋內裡，堅稱自己沒有錢。
然而，我姐姐仍然堅信不疑，她指著祖母的纏足當作證據。在舊中國，會纏足的 ―― 一種美貌與特權的象徵 ―― 多半都是從不在田裡勞動的富裕婦女。連祖母選擇的壽衣 ―― 一件精心縫製的中式長袍 ―― 也暗示著優雅及昔日高貴的地位。
由於我姐姐的說法相當有說服力，我開始相信她的故事。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每當祖母外出，我們就會翻遍她床下那個裂開的皮箱，尋找隱藏的寶藏。我甚至像個偵探一樣敲打牆壁和地板，聽聽是否有空洞的回音。但一無所獲。
接著，彷彿是為了證明她的預言，祖母在那年春天病倒了。她低燒了一週，隨後時不時地頭暈。幾碗苦澀的中藥湯對她的病情毫無幫助。一天深夜，她將我們叫醒，大聲哭嚎說自己大限將至。父親衝進我的房間，把我帶到她的床邊，讓她能留下遺言。
我跪在她身旁。淚水從她的鬢角滾落，我也開始啜泣。我屏息以待，內心偷偷期望她能來一個戲劇性的大揭密，類似於：「我把一箱金子埋在雞舍下面。去把它挖出來，好好運用，別分給你姐姐。」 
然而，當她終於清了清喉嚨，真正說出的話是：「你一定要學會做飯。這樣你就不會像你爸爸那樣受苦，餐餐都要看你老婆的臉色。」 
什麼？！我目瞪口呆。即使在臨終之際，祖母還在擔心父親缺乏烹飪技能。讓我在此暫停一下，提供一些背景資訊。作為在結核病疫情中唯一倖存的男性繼承人，正如我姐姐常說的，父親被當作瀕危物種般養大。煮飯及廚房雜務被視為女性的領域，祖母從未教過兒子這些基本的生活技能。當他偶爾抱怨我母親做的炒飯，要求煮他最愛的麵條時，母親會斷然拒絕。這讓祖母很不高興，她會嘟囔著兒子在廚房裡毫無用處是她最大的失敗。
當祖母繼續說她的臨終遺言時，我點頭附和，緊張地環顧四周，看看母親是否在附近。幸運的是，她去附近的診所請醫生了。
高醫生到了。把完她的脈後，醫生安慰祖母說：「黃媽媽，您不會死的。我敢打賭妳能活到100歲。」 他給她吃了阿莫西林及安眠藥，沒過多久，她就鼾聲大作。
祖母不僅像她預言的那樣活了一年，還多活了16年。
上高中時，我問祖母關於傳聞中的黃金。出乎我意料的是，她承認曾經有過。她說： 「我從河南逃出來時，帶了幾件珠寶和金條。」但洪水、戰爭， 及旅程消耗了大部分。更多艱難接踵而至。在1960年代，毛澤東的蘇聯式工業化政策導致了全國性饑荒，奪走數百萬條人命。隨後，我父親因一位同事向當局舉報他批評中國政府而丟了工作。祖母花光了她剩下的所有積蓄來養家餬口。她又說：「我很抱歉，我沒有留下黃金。把你們養大 ―― 這才是我的真正禮物。」 
她對教我做飯的事是認真的。大約每週一次，我與祖母會將麵粉揉成麵團，不斷揉搓直到達到合適的質地。我們會用濕布蓋住它，讓它靜置15分鐘，然後擀成一張又大又光滑的麵皮。然後摺疊並切成麵條。在除夕夜，她教我將切碎的大白菜與豬肉混合製作餃子餡。我們一起炸出精緻的餛飩，形狀像「層疊的玫瑰」及「飛翔的風箏」。雖然我從未精通用雙手將餃子皮擀至完美厚度的技巧，但我可以包出一個形似金元寶的耳朵狀餃子。
經歷過饑荒與戰爭，祖母認為浪費食物是不可饒恕的罪過。添加一些新食材，剩菜就變成了新菜。當糧食配給不足時，她會採集野生芝麻菜來做餃子餡，或是採集槐樹葉，將其與麵粉混合蒸食。
她也教我慷慨待人。一位鄰居的母親死於中風；每當我們做餃子時，祖母總是將第一批的其中十幾個送給那家人。當乞討者敲門時，他們從未空手而回。她會提醒我：「佛祖有時會喬裝成乞丐來考驗慈悲心。同情心會給你帶來好運。」 
我祖母最終在我去上海讀研究所時，以88歲的高齡往生。父親已於前一年過世。當我開玩笑地問姐姐是否在祖母的房間發了橫財時，她尷尬地笑了笑。
祖母的智慧及烹飪課成為了我的傳家之寶。烹飪豐富了我的生活，在我1990年代移居美國後，它幫助我保持與中國根源的連結。當我生病時，我會煮她教的蛋花湯，加一點麻油及冰糖。冬天，我會做她那種放了白胡椒的濃稠豆腐羊肉燉湯。夏天，我會煮我父親最愛的番茄炒蛋麵。在新冠肺炎封城期間，我重溫了祖母所有的食譜 ―― 饅頭、鍋貼、粗麵條 ―― 並且像她一樣，我每週都送食物給那些受困在家的年長朋友。
隨著年紀漸長，我發現過去就像我的口音一樣難以磨滅。關於祖母的模糊記憶正悄悄地重現。她的靈魂縈繞在我的廚房；她的智慧指引著我。當我參觀扶輪的服務計畫，無論是促進識字、輔導、職業訓練，還是賦予兒童基本生活技能，我都會想起祖母留給我的那些無形資產。
每個節日，我都會邀請朋友一起包餃子。我把每個餃子都摺成金元寶的形狀，以此紀念我與姐姐曾經相信的傳說。從第一批包好的餃子中，我總是會挑出兩個放在書桌上祖母遺像前。我希望她能看見它們閃閃發光，那光芒不是黃金，而是感激。
Wen Huang是《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總編輯。他的回憶錄《The Little Red Guard》記錄他的家人如何努力在動盪的中國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