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他在那突破性時刻的親身經歷

自2009年喬納斯‧沙克遺產基金會(Jonas Salk Legacy Foundation)成立以來，我一直擔任主席。各位可以想像，擔任此一職位，讓我的注意力專注於我父親對人類的眾多貢獻 ―― 包括他創辦的沙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位於拉荷亞(La Jolla)一條上坡道路、俯瞰加州壯麗太平洋海岸的一座懸崖上 —— 對我來說具有特別的意義。
我父親喬納斯‧沙克醫師是第一支小兒麻痺疫苗的開發者，1914年10月28日出生於紐約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三個月後。他從很小的時候便立志要為人類做出有益的貢獻。這種衝勁及動力，可能部分來於他兒時一個印象深刻的記憶。大戰結束後，在1918年的停戰日，他目睹了一場擠滿了剛從戰場歸來士兵的遊行。有些士兵受傷或肢體傷殘，拄著拐杖或坐在輪椅上。我的父親一向有敏感的一面，深受這一場景所影響。
隨著年齡增長，我父親考慮過就讀法學院並競選國會議員。他的母親來自俄羅斯，英明地勸他說這不是個好決定 —— 主要理由是，用她的話來說：「你連和我吵架都贏不了。」我想她希望他成為一位拉比，但我想我父親的性格似乎並不適合。
最終，我父親決定去就讀紐約城市學院(City College in New York)，那裡的學習讓他出現了一個意外的轉變。大一的時候學校有開一門化學課，十分吸引他。然而問題是這堂課是在猶太安息日 —— 週六上課。他的父母恪守猶太傳統及習俗，這意味著我父親面臨著一個困難的抉擇。最後，他選擇上這門化學課，這成為了他漫長且成就非凡之職業生涯的起點。
大學畢業後，在科學領域的正向訓練經歷促使我父親進入了紐約大學醫學院就讀。他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想要走研究路線。在一年級的一堂微生物課中，教授講到了疫苗。他解釋說，雖然醫生可以用化學滅活的毒素來預防細菌性疾病如白喉和破傷風，但對於病毒性疾病如流感或小兒麻痺，卻無法使用滅活病毒來達到免疫，因為防止病毒感染需要讓人體實際感染過活病毒。
我父親完全無法理解，當他問教授為什麼時，教授基本上只是回答：「就是這樣。」這個無法令人滿意的答案讓我父親踏上了探索之旅，最終實現了他幫助人類的夢想，而實現的方式及程度是他始料未及的。而他也把他的家人帶著走上這段旅程，包括他的三個兒子。
醫學院畢業後我父親到紐約市西奈山醫院(Mount Sinai Hospital)臨床實習兩年後，便去為湯瑪士‧法蘭西斯二世博士(Dr. Thomas Francis Jr.)工作，後者是密西根大學流行病學系的主任。我父親就讀紐約大學醫學院期間曾與法蘭西斯博士一起研究過流感，這段經歷對他有深遠的影響。我父親與他的導師在密西根共事的期間，為成功開發化學滅活流感疫苗做出重要貢獻，該疫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被引進軍隊使用。
1947年，我父親想要主持自己的實驗室，便前往匹茲堡大學醫學院。在那裡，他負責成立病毒研究實驗室，並因為他對小兒麻痺的興趣日益增長，獲得了國家嬰兒麻痺基金會的獎助金。
在這一切發生的同時，我父親結婚，建立家庭。他某年夏天在麻薩諸塞州伍茲霍爾(Woods Hole)的海洋生物實驗室(Marine Biological Laboratory)工作時，遇到了我母親唐娜(Donna)。他們在1939年6月9日結婚，那天是我父親從醫學院畢業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第二天。我在5年後出生，是父母三個兒子中的老大。在我童年時期，小兒麻痺疫情逐漸成為全球性的災難。我還記得我父母在我們度假時不讓我們去某個我們心愛的遊樂園玩，擔心我們會被感染。另一次，我們全家陪父親去西維吉尼亞州的綠薔薇(Greenbrier)度假村參加一個小兒麻痺會議。我記得在游泳池邊看到一個因小兒麻痺而殘障的女孩。因為我和她年齡相仿，那次相遇對我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這段期間，我父親和他的團隊一直努力開發一種針對所有三種免疫類型的小兒麻痺都有效的疫苗。實驗疫苗的第一批人體測試是在匹茲堡附近的D.T.華森殘障兒童之家(D.T. Watson Home for Crippled Children)進行的。這些測試對象包括已經因小兒麻痺而癱瘓的孩子。因為他們至少已經感染過三種小兒麻痺病毒的其中一種，因此沒有因為接種同類型的滅活病毒而再次癱瘓的風險。結果證明，當這些孩子接種了滅活病毒後，他們體內對病毒的抗體增強。血液中的抗體足以防止病毒傳播到大腦和脊髓並摧毀控制肌肉運動的神經細胞，因此當這點獲得證實後，我父親知道他和團隊開發的疫苗應該會成功。
在早期的某個時候，我父親曾在自己和他的實驗室同事身上測試過這種實驗疫苗。有一天，輪到我們家了，我和兩個弟弟，年齡分別為9歲、6歲和不到3歲。可以想像，我並不覺得這是多麼愉快的經歷。父親帶著疫苗回家，並用廚房的爐子煮沸消毒那些嚇人的玻璃針筒和金屬針頭。我從來不喜歡打針 ―― 哪個孩子會喜歡呢？我站在那裡，心情很糟，望著窗外，伸出手臂準備接受注射。然後，奇蹟發生了：我居然沒有感覺到針頭！跟我之前打過的每一針都不一樣，它不會痛。正因如此，那天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中。
兩年後的1955年4月12日，我父親與法蘭西斯博士一起參加了密西根大學的記者會。法蘭西斯博士負責分析實驗疫苗大規模臨床試驗的結果，並且當天他宣布了一個改變醫學史的消息：該疫苗防範小兒麻痺的效果證實達到了90%。全國一片騷動，學校讓孩子放學，教堂鐘聲響起，工廠的汽笛聲也響徹雲霄。長年籠罩我國的恐懼陰影終於消散了。即使多年過去，每當我回想起那天，依然會起雞皮疙瘩。
1955年，超過1千萬名兒童接種了1或多劑的沙克疫苗。在一年內，美國的小兒麻痺病例及死亡人數幾乎減半，這樣的趨勢持續發展，讓根除小兒麻痺的願景變得可能。
如今，我們距離此一目標越來越近。國際扶輪一直努力確保有朝一日 —— 我希望這一日儘早到來 —— 能實現這一個目標。國際扶輪幫助創立了全球根除小兒麻痺計畫，並持續把完成這項工作視為要務，就跟慷慨捐助的蓋茲基金會及其他參與全球根除小兒麻痺計畫的組織一樣。每個人的努力程度都難以置信，並且在最關鍵的基層推展許多務實的工作。目前也正在努力清除障礙，解決阻礙世界某些地區進展的社會問題。
國際扶輪為根除小兒麻痺做出的貢獻不可或缺，它的堅定精神一直是這項工作的驅動力量。我多次有幸能與扶輪社員談話交流，每次都是振奮人心的體驗。扶輪社員幫助世界的共同願望激勵人心，與我父親畢生努力的驅動力相互呼應。
我父親寫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他與我弟弟喬納森(Jonathan)共同撰寫的《一個新現實：為永續未來的人類演化》(A New Reality: Human Evolu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最近改版付梓。看到這本書的書名，還有他寫的其他書的書名，讓我們瞭解到他的興趣及期望所在。它們還顯示我們接下來應該將精力及努力投入何處。
正如我父親在小兒麻痺方面所做的那樣，我們需要超越理論。我們對人類可能有宏大的願景，但我們需要創造並運用真正有用的工具，來對群體互動及環境失衡發揮直接的影響力。人類似乎面臨著巨大的問題，但這些問題是可以克服的。看看我父親的成就。70年前，瓶子裡產生了疫苗，而今天，我們幾乎即將達到曾經難以想像的成果。
我對我父親充滿敬意，並且感到有責任確保他的思維方式及貢獻都能被充分理解。他在科學、博愛及哲學方面的未來願景展現他對整個世界的關懷，而他的遺澤將繼續影響每個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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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沙克博士是位於加州拉荷亞的約納斯‧沙克遺產基金會的董事長，同時也是匹茲堡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