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迪克西蘭爵士樂隊領頭。樂手沿著一條修復後的草原、修剪過的小徑緩緩走過；小號及單簧管的聲音穿過午後的空氣。朋友帶著手工製作的經幡，隨著隊伍穿過草地，笑聲與歌聲交織在一起。當隊伍停下時，一位小提琴手演奏了〈我的肯塔基故鄉〉(My Old Kentucky Home)。亡者是一位年輕女性，被譽為具有冒險精神且是「派對的靈魂人物」，她的家人傳遞著一瓶肯塔基波本威士忌，每人各喝一口，然後在動手將土鏟回原位之前，往墳墓裡倒了一些。
俄亥俄州弗農山(Mount Vernon)扶輪社社員艾咪‧亨瑞克森(Amy Henricksen)對這場儀式記憶猶新，不僅因為它極具個人色彩，還因為它是科科辛自然保護區(Kokosing Nature Preserve)的首場安葬。
這是一個位於甘比爾(Gambier)大學城附近風景優美郊區的保育墓地，由她協助建立。在這裡，墳墓位於原生牧草、濕地，及林地之間。沒有精緻的墓碑，沒有混凝土墓穴，也沒有防腐處理後的遺體。隨著時間推移，土地本身就成了紀念碑。
這類儀式在加拿大及美國仍然不常見，但人們對保育安葬的興趣正在增長。這是一種自然安葬的形式，在將身體直接還歸大地的同時，修復並永久保護該土地的歷史或原生生態。對某些人來說，動力源於環保。對其他人來說，則是出於精神、文化或個人因素。對於某些扶輪社員而言，這一選擇也反映了對管理及服務的終身承諾。
從高爾夫球場到草場
儘管亨瑞克森的背景是商學及衛生行政，但她在2013年獲得肯尼恩學院(Kenyon College)的土地信託基金聘用，負責為保育墓地制定一項商業計畫。這個想法打動她，因為她本身就對綠色安葬感興趣。她微笑著說：「我喜歡那種回歸大地的想法。」
科科辛自然保護區的前身是一座高爾夫球場，於2015年開放，其中23英畝修復後的草原被指定為墓地，另外22英畝則種植原生牧草及野花以供未來擴建之用。亨瑞克森成為其第一位管理者，現在則是該土地信託基金的主管。她在幾度向弗農山扶輪社講述她的工作後，在去年加入了扶輪。
她回憶道，當科科辛保護區開放時，許多人甚至沒有意識到綠色安葬是一個選項。「他們認為法律規定必須進行防腐處理並使用水泥墓穴。因此，我們在剛開始時必須進行大量的教育推廣工作。」
科科辛獲得了綠色安葬協會(Green Burial Council)最高等級的認證，這一等級規定要有具備法律約束力的永久保育協議、對原生棲息地的積極修復，以及一項永久的信託基金，以確保土地的長期保護。
這種區別非常重要。「綠色安葬」可能僅僅意味著不進行長久保存遺體的防腐處理，並使用可生物分解的棺材或裹屍布；而保育安葬則明確將身後事處理與土地保護聯結在一起。
亨瑞克森說：「這不僅僅是一座墓地。這是一項保育計畫。」這種類型的保護採取了額外步驟，透過多樣化的植物、動物，及昆蟲來促進健康的生態系統。亨瑞克森解釋說，它為後代子孫守護了具有文化重要性的景觀，並防止開發以保護水源、森林、肥沃土壤，及其他自然資源。
她認為這與扶輪環境保護焦點領域有明顯的相似之處。
她說：「你們在保護土地，修復棲息地，並幫助人們就死亡進行有意義的對話。這對我來說非常符合扶輪的精神。」
起初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這些葬禮需要體力投入，需要眾人參與，且至今依然如此認為。家人通常會抬著遺體，將其降入地底，然後鏟土。這項工作進展緩慢、審慎，有時甚至讓人筋疲力盡。
在科科辛，一個家庭在安葬一位高爾夫愛好者時，在他的棺材上放了木製的高爾夫球座，還有一個他在去世前不久發現的蜂鳥巢。其他有些人則用手工製作的被褥包裹他們心愛的人。
亨瑞克森說：「對於很多人來說，那種勞動是一種宣洩。這是處理悲傷的一種方式。」
從產業手中收回死亡的主導權
保育安葬運動始終強調家人的主動權。
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加拿大及美國的身後事處理變得越來越專業化。防腐處理、密封棺材、混凝土墓穴，及正式的弔唁時間成了常態，儘管這些做法是文化慣例而非強制規定。
保育安葬溫和地反抗了這種模式。亨瑞克森說：「我們並沒有假裝我們在做的事情不是讓某人回歸大地。沒有必要遮掩屍體、隱藏過程或死亡的事實。」
她見過一些最初打算火化的人，在體驗為心愛的人舉行的保育安葬後改變主意。她說：「他們意識到這多麼有意義。並且他們也希望自己能以這種方式安葬。」
現代保育安葬運動發源於阿帕拉契山脈。位於南卡羅萊納州鄉村的拉姆賽溪保護區(Ramsey Creek Preserve)於1998年開放，後來成為美國第一個獲得認證的保育安葬地。
比利(Billy)和金柏莉‧坎貝爾(Kimberley Campbell)買下一個佔地33英畝的破舊農場，目標是修復並保護它。他們的想法極其簡單：利用安葬費來資助保育工作。
坎貝爾夫婦將死者或其骨灰安放在可生物分解的裹屍布或簡易木箱中，並親手挖掘墳墓。就像在科科辛保護區一樣，他們邀請家屬盡可能參與其中。金柏莉‧坎貝爾說：「當你感到壓力與悲痛時，體力勞動是很好的分心方式。」每個墳墓由家屬選擇的一塊簡單、平坦的天然石塊作為標記，與景觀融為一體。
拉姆齊溪保護區沒有修整過的草坪，只有生機勃勃的林地，種有橡樹、樺樹，及楓樹。坎貝爾夫婦拔除葛藤及其他入侵植物，培育原生植物，並讓土地重返荒野。春天時，糖楓及山月桂將山丘染成粉紅色。短尾貓、狐狸、鹿、甚至黑熊都在保護區出沒。
該地也作為開發保育安葬最佳措施的一個實驗室。坎貝爾夫婦不喜歡「自然」安葬或「綠色」安葬這些詞彙，因為其定義可能有所不同，有時甚至掩蓋了企業的「漂綠」行為。坎貝爾夫婦不認同像「人體堆肥」這種想法，這是一種較新的替代方案，旨在透過將遺體放置在含有有機物質的容器中分解，以減少碳排放。選擇這種方法的人看中其環保效益，且能為遺屬留下可以像骨灰一樣播撒的堆肥。其他標榜為後事永續服務的公司則製作注入真菌孢子的壽衣及棺材，以加速分解。
坎貝爾夫婦確信，投入這些想法的資金最好用於保護土地。身為醫師的比利‧坎貝爾說：「土地就是壽衣。」他將保育安葬定義為服務於更高的保育目標。「我們稱之為土地的CPR：保育(conservation)、保存(preservation)、修復(restoration)。」
被吸引到拉姆齊溪進行保育安葬的人就像這片土地一樣多樣化。福音派信徒、無神論者、環保主義者，及傳統主義者都選擇了這處保護區作為他們的安息之地。有些人是為了支持該地的生態使命，有些人則單純欣賞其寧靜的環境，或是因為它相較於許多傳統安葬選項成本較低。應客戶要求，保護區包含了猶太教及伊斯蘭教專區，並曾舉行過一次印度教安葬。
這場始於實驗的行動啟發了一場運動。根據一項殯葬業調查，約有60%的美國人表示對綠色安葬選項感興趣。
坎貝爾夫婦的公司「追思生態系統」(Memorial Ecosystems)為希望建立保育安葬地的人提供諮詢。在早期，有人甚至遠從加州趕來，將心愛的人安葬在拉姆齊溪。現在坎貝爾夫婦可以指引他們找「保育安葬聯盟」(Conservation Burial Alliance)，這是一個成立於2016年的非營利組織，羅列出全美十幾個保育安葬地點。
其他墓地則將其園區的部分區域指定為更具生態意義的選項，例如不使用混凝土墓穴的安葬。在美國及加拿大各地，有超過500個墓地提供綠色安葬，與2015年相比增長了近4倍。
從歷史上看，家庭及社區需為自家的死者負責。隨著社會演變，死亡成了一門生意，由專業人士處理。坎貝爾夫婦正鼓勵家庭重新奪回他們在身後事處理中的角色。
就全球來說，許多文化早已實踐簡單、低影響的安葬。特別是穆斯林及猶太傳統，強調低度干預以及對身體作為自然循環一部分的尊重。
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及加拿大的綠色安葬運動與其說是激進的偏離，不如說是一種重新發現。比利‧坎貝爾強調說：「我們正在做的並非新鮮事，而是幾千年來證實有效的方法。我們失去照料死者的技能。我們把這項任務移交出去。而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們變得與死亡脫節。」
在拉姆齊溪，這些教訓正在被重新發現，而在這個過程中，死亡正被重新野化 —— 從一次次安葬開始。
死亡的環境數學
環保通常是吸引人們探索更綠色安葬的原因。在某些國家，傳統安葬通常包括含有甲醛的防腐液、鋼或硬木製棺材、以及鋼筋混凝土墓穴。綠色安葬協會引用的估算指出，美國的墓地每年埋掉數百萬板英尺的木材、數百萬加侖的防腐液，以及數千噸的混凝土及鋼材。
火化通常被認為比較環保，但它也有自己的環境足跡。火化爐在接近華氏1,900度（約攝氏1,038度）的高溫下運作，並燃燒化石燃料數小時。根據某些估算，每次火化會釋放約500磅的二氧化碳，相當於駕駛普通燃油車約650英里（約1,046公里），同時還會釋放包括牙齒填充物中汞在內的其他污染物。
對於花費大量時間思考環境影響的人來說，這些數據能引發反思。活躍於環境永續扶輪行動團體、同時也是威斯康辛州麥迪遜(Madison)扶輪社社員的凱倫‧肯德里克-漢茲(Karen Kendrick-Hands)形容自己是「終身的空氣污染觀察者」。
直到最近，一次心臟病發作促使她進行反思，她才將這些擔憂與自己的臨終計畫連結起來。「我開始懷疑火化是否真的符合我的價值觀。」
她的觀點是在1988年母親去世後開始發展的。肯德里克-漢茲拒絕了防腐處理，並選擇一個簡單的棺材，舉行一個小型且私密的墓地下葬儀式，隨後舉行了教堂追思會。她回憶道：「我阿姨當時非常憤怒。她認為我們剝奪了母親一個體面的基督徒安葬。但精美的棺材及化過妝的遺體，本質上與基督教無關。」
她和丈夫正考慮「自然之路聖域」(Natural Path Sanctuary)，這是麥迪遜郊外的一個綠色安葬地，支持農場新創計畫以及和平與正義的倡議。這個過程促使她考慮接受死亡陪伴員的培訓，這是一種為個人及其家庭在臨終過程提供情感與實際支持的專業人員。她說：「他們能為家人提供指引、一份莊重的告別，並讓他們得以邁向悲傷過程的下一步，這真的是一份送給家人的禮物。否則，他們並不知道你想要什麼。」
對於麻薩諸塞州麻伯赫德港(Marblehead Harbor)扶輪社的朱迪絲‧布萊克(Judith Black)來說，保育安葬與其說是創新，不如說是延續。她說：「這就是猶太人安葬死者的一貫方式。塵歸塵，土歸土。」
猶太傳統避免防腐處理並崇尚簡單：遺體經過清洗，用天然材料製成的裹屍布包裹，並安葬在簡易的松木或橡木箱中，或直接葬於土中。
布萊克回憶起她丈夫兒子的葬禮，他在45歲時去世，安葬於德州的伊洛斯森林永續自然安葬公園(Eloise Woods Sustainable Natural Burial Park)。她說：「他被包裹在一條簡單的棉質裹屍布裡。愛他的人抬著他，然後我們每個人輪流動手鏟土。」
那種體力勞動至關重要。「你深愛這個人，你正在告別，你投入了體力參與其中。」布萊克正在尋找綠色安葬地點。「我喜歡這種想法：一棵樹可以從你身上長出來，當你分解時，它的根向下延伸。」
多元的選擇
大約六成的美國人以及更多的加拿大人 —— 約四分之三 —— 選擇火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火化通常是比較負擔得起的選擇。加拿大綠色安葬協會(Green Burial Society of Canada)主席、扶輪社員克里斯托‧里德爾(Krystal Riddell)證實道：「火化佔絕大多數，但當人們開始探究對環境的影響時，有些人便開始尋求替代方案。」
如果他們不選擇綠色安葬，有些家庭會將火化後的骨灰撒在指定的自然區域。紀念公園正在嘗試開闢野花草地並減少割草。
許多傳統墓地現在也提供綠色安葬區域。當里德爾9年前在安大略省尼加拉區創辦她的葬儀社「精髓火化暨安葬服務」(Essentials Cremation and Burial Services)時，附近的一座墓地碰巧開始設置綠色安葬區「柳之息」(Willow’s Rest)，這是一個佔地2英畝、種有野花及樹木的空間。里德爾是聖凱瑟琳南區(St. Catharines South)扶輪社社員，她表示綠色安葬並非旨在取代傳統安葬或火化，而是為想要更環保方式的人增加一個選項。「最重要的訊息是，現在的家庭擁有各種有意義的後事處理選項，每個家庭都應有權選擇最符合其價值觀、文化與需求的方案。」
她的第一位綠色安葬客戶是一位患有多種化學物質過敏症的女性。里德爾說：「在她的一生中，她都在與香精及化學物質搏鬥。知道我能實現她回歸自然的遺願，讓她能再次與大地合而為一，這對她來說非常重要。」
令她印象最深的是人們與這些空間互動的方式。在「柳之息」，她曾觀察到一位女性對著她女兒墳墓上的花朵說話並餵食松鼠。「她不再只是坐在那裡看著一塊石頭，而是對著生命體說話，這真的很美。」
在各式各樣的選擇中，有一個主題不斷出現：計畫很重要。亨瑞克森說：「那些曾不得不安葬沒有事先規劃的父母的人，通常會決定透過提前做好這些決定，給孩子們一份禮物。」
那份禮物就是明確 —— 關於安葬或火化、關於儀式、關於地點。
對於某些扶輪社員來說，保育安葬感覺像是服務的最終表達：對家庭、對社區，以及對土地本身。
在俄亥俄州的科科辛保護區，有一個家庭在心愛的人墳墓上種植了原生向日葵。每年夏天，那片鮮黃色的區塊都會長高，隨著草原上的草在風中搖擺。
波本威士忌已滲入土壤。
樂隊早已收拾好行裝離去。
剩下的是一座沒入野花之中的墳墓 —— 以及一片將比我們所有人存在更長更久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