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經過或許是這樣的。
1901年9月26日，14歲的弗利特伍德‧林德利 (Fleetwood Lindley) 正坐在他位於伊利諾州春田市(Springfield)的高中教室裡上課，此時校長盧修斯‧卡斯托(Lucius Castle)走進了教室。卡斯托與老師低聲交談了幾句，隨後便叫弗利特伍德到走廊說話。卡斯托告訴他，你父親打電話來，幫你向學校請假。雖然他沒說細節，但他要你立刻騎腳踏車，用最快的速度趕往林肯墓(Lincoln tomb)。他保證那裡有你想看的有趣事物。
弗利特伍德略顯遲疑，直到校長大喊：「快去！」這名少年隨即衝出校門，瘋狂地踩著單車向北騎了兩英里，趕往橡樹嶺墓園(Oak Ridge Cemetery)，在過去的36年裡，亞伯拉罕‧林肯曾在墓園裡多處已知或未知的地點安息。當他抵達時，墳墓周圍已聚集了約兩百人，現場還看得到重型機械與工人，明顯剛剛有東西被挖出來的痕跡。
通往墓穴的大門窗戶都被用紙貼住，以免外人窺視。群眾憤怒地要求進入，但都遭到忽視；然而當弗利特伍德敲門時，大門卻開啟了。他牽著單車走進去，將其停靠在牆邊。墓穴內共有22人 —— 20位男子與2位女子 —— 現場還有一具架在鋸馬上的棺木。室內正進行著一場壓抑但激烈的辯論，弗利特伍德並未參與，只是靜靜地站在角落等待。
雖然這則故事的基本細節 —— 年幼的弗利特伍德在學校、他父親的訊息、匆忙騎腳踏車到墓園 ―― 皆有史實根據，但細部描述仍屬推測。儘管是基於已知事實的合理推論，但終究是推測。
然而，我們能確知的是：在弗利特伍德‧林德利於1963年1月意外辭世之前，他是世上最後一位曾親眼目睹亞伯拉罕‧林肯遺容的在世者。
更重要的一點是：弗利特伍德‧林德利是一名扶輪社員。這一切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第一位扶輪社員
1916年7月20日，在第7屆扶輪年會最後一天的意外空檔中，波士頓的編輯兼出版商喬‧米契爾‧查普爾(Joe Mitchell Chapple)站起來，在向擠在辛辛那提悶熱的艾梅里禮堂(Emery Auditorium)內數百名焦躁不安的代表發表了即興演說。他首先盛讚當時的社長艾倫‧艾伯特 (Allen D. Albert)，「他的才幹讓這場年會成為美好且具啟發性的回憶」。
隨後查普爾將注意力轉向另一位總統，提出一個時間似乎錯亂的宣言：「回顧歷史…我相信我國第一位偉大的扶輪社員，正是亞伯拉罕‧林肯。」
鑑於林肯於1865年逝世，比保羅‧哈里斯創立扶輪早了40年，查普爾也承認史實讓這番話有待商榷，但其中的宏大真理不容置疑。查普爾堅稱，林肯與他的同胞互動往來時，展現的正是不折不扣的「扶輪風格」。他敦勸社員返鄉後「重新獻身於林肯所激發的理想」，這番話贏得了熱烈掌聲。
查普爾或許言之有理，連林肯的哲學導師之一湯瑪士‧傑佛遜也會認同是不證自明的事實。雖然扶輪的創始文件並未提及將林肯尊奉為精神導師，但仍有許多實例顯示他實質上是。在佛蒙特州長大的期間，保羅‧哈里斯被教導「亞伯拉罕‧林肯乃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人物」。保羅‧哈里斯在回憶錄《我的扶輪之路》(My Road to Rotary) 中寫道，起初被視為失敗作品的蓋茲堡演說 (Gettysburg Address)，最後「被海內外公認為英語世界最偉大的演講」  —— 這是這位扶輪溝通大師對林肯無與倫比之演說能力的明確肯定。
保羅‧哈里斯對林肯的景仰在扶輪中也處處可見。1929年2月，《國際扶輪英文月刊》Rotary（在當時以及在其115年歷史中多數時刻的名稱為The Rotarian）指出，「全美扶輪社都會透過特別活動紀念2月12日林肯誕辰，凸顯這位不朽的解放者為之奮鬥與受難的生命及政府的準則」。
其中一場紀念活動於1930年在曼哈頓舉行。紐約(New York)扶輪社在該社的社刊《Spokes》中宣布，路易斯‧沃倫 (Louis Warren) 將於2月13日在海軍上將飯店 (Commodore) 舉行的午餐例會中擔任演講人。沃倫當時身兼印第安納州韋恩堡(Fort Wayne)林肯歷史研究基金會的主任，他後來曾自豪地表示，自己曾在超過170個扶輪社發表過演說，且講題大多圍繞著「蓋茲堡演說」。
喜迎二月 —— 林肯月
扶輪對林肯的推崇莫過於在《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中。他的圖像曾至少兩度登上該雜誌封面。1927年2月，封面是以憂鬱沉靜手法描繪奧古斯都‧聖高登斯 (Augustus Saint-Gaudens) 雕像的圖畫，該雕像矗立於芝加哥林肯公園，別名為「佇立的林肯」。36年後，於1963年2月，該雜誌再次展現林肯「那憂傷而沉思的面容」，那是攝影師亞歷山大‧加德納 (Alexander Gardner) 在總統發表蓋茲堡演說前11天所捕捉的身影；編輯部堅稱，該演說依然是「人類最偉大的演說之一」。
這裡顯現出一個明顯的規律：每當2月到來，《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便準備好要慶祝這位曾被譽為「超我服務原則之最佳楷模」的偉人。1916年2月，就在查普爾於辛辛那提扶輪年會演講的5個月前，他在雜誌上撰寫了一篇題為〈亞伯拉罕‧林肯 —— 大仁大義之士〉(Abraham Lincoln — Sir Great Heart)的文章。查普爾在文中寫道：「林肯似乎是我們內心神聖之火的化身，是人類對自我表達之天生渴望的體現…我們只需反覆誦讀林肯演說中的句子，便能發現一位偉大詩人的靈魂」。
為了與此論點相呼應，該期雜誌還收錄了兩首喚起林肯精神的詩作。紐約作家兼編輯阿摩斯‧羅素‧韋爾斯 (Amos Russel Wells) 在詩中感慨，「若林肯在世，愚行苦行皆可免」，並得出結論：隨著林肯逝世，「千萬個繼志述事的『小林肯』必起」。另一首較短的詩是查普爾的弟弟班奈特(Bennett)所作，則將林肯想像成一棵宏偉的橡木
長於荒原鄉土，深植純潔原始力量
在命運的關鍵時刻，拯救動盪的國家。
這兩首詩連同其他94首作品，早在前一年就已收錄在查普爾出版公司發行的《詩人的林肯》(The Poets’ Lincoln)一書中；「蓋茲堡演說」也被收錄在該書的「詩歌之林」。
聖高登斯的雕像 —— 更精確地說，是這座雕像後來的複製品 —— 再度出現於1951年2月號的《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在題為〈林肯走向海外〉(Abe Lincoln Walks Abroad)的標題下，加州扶輪社員哈羅德‧亨伯特(Harold F. Humbert)敘述他在27個國家與景仰林肯的人相遇的經歷。在英國萊斯特(Leicester)的一場扶輪午餐會後，一名賓客向亨伯特說明他在1920年監督倫敦「佇立的林肯」雕像的豎立過程；「他描述了這件複製雕像（美國人民所饋贈）在運送過程中的謹慎，以及他在引導開箱及安置時那激動不已的心情。」
亨伯特表示，這座坐落於倫敦國會廣場的雕像，體現了林肯在第二任就職演說中所表達的抱負：我們應「竭盡一切可能，在我們之間及與各國之間，達成並珍惜公正且持久的和平」。
重溫過去的朝聖之旅
並非所有《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文章都僅限於抒發高尚情懷，有時它們只是單純訴說一段引人入勝的故事。1929年2月號的一篇文章回顧了1842年林肯差點進行一場決鬥的往事。當時一名身形矮小的伊利諾州官員，因不滿林肯及其未來妻子所寫的諷刺信件，憤而要求「討回公道」；這名高大魁梧的「劈柴者」選擇以騎兵用劍來解決這場榮譽之爭。所幸雙方最終保持冷靜，就在密西西比河沙洲上的決鬥即將開始的前一刻危機化解。
時隔32年後的1961年2月，雜誌刊載了一則更為聳動的故事：背景設定在南太平洋，涉及一群復仇心切的食人族與一名遭俘的美國水手。這則真實故事最終喜劇收場，該水手被一名夏威夷傳教士營救，而該傳教士隨後獲得林肯總統贈送一只金錶作為獎賞。
每當《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無法親自詳述林肯的故事時，便會向讀者推薦相關書籍。1965年3月，雜誌為未能提前一個月發布消息而向「林肯研究者」致歉，並宣告路易斯‧沃倫 (Louis Warren) 的新書《林肯的蓋茲堡宣言》(Lincoln’s Gettysburg Declaration)問世。1993年12月，正值聖誕節前夕，雜誌則推薦了韋伯‧加里森 (Webb Garrison) 的作品《無人知曉的林肯》(The Lincoln No One Knows)。
加里森曾任牧師及大學院長，是一位多產作家 —— 在2000年逝世前寫作超過50本書 ―― 同時也是一位來自北卡羅萊納州的扶輪社員。他於這本1993年出版的作品中致力於解答38個關於林肯的問題，部分結論令人震驚。例如第26題問道：「以今日標準而言具種族歧視傾向的林肯，是如何成為偉大的解放者及爭取種族平權的鬥士？」。加里森在分析10頁後得出結論：認為《解放宣言》帶給奴隸及前奴隸的「希望與自由」幾乎只是「順帶產物」。他認為這份文件雖然解放了無數人，在長遠影響上卻縮減了每一位受制於行政首長權力持續擴張之美國人的個人自由。
在經過近300頁的推測後，加里森最終體悟出的真理卻是：「這場探索之旅並未讓人更瞭解林肯的內心世界，反而更加模糊」。是時候將目光投向別處了。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不在紙上重溫過去時，它也會在現實中探索與林肯相關的地點。擔任這些行程導遊的是來自伊利諾州蓋爾斯堡的克拉倫登‧范諾曼 (Clarendon E. Van Norman)。1954年2月，當范諾曼擔任扶輪212地區總監時，為雜誌撰寫了〈林肯家鄉內的扶輪社員〉一文。隨後在1963年2月，他又發表了〈林肯與形塑他的土地〉。在探訪這位「誠實亞伯」足跡依舊留存的伊利諾州小鎮時，范諾曼不斷發現扶輪準則與林肯思想之間的相似之處。當他思考林肯1842年在春田發表的演說中表達的親善情感時，范諾曼心想：「這不正是我們在扶輪的起點 ―― 透過增廣相識，透過友誼來服務  嗎？」
不過，與其讀萬卷書，何不親自探訪林肯聖地？在1923年4月號雜誌中，早已體認到扶輪理想與林肯理想不謀而合的春田扶輪社刊登全版的邀請函，邀請「所有參加6月聖路易年會的社員與親友前來朝聖，造訪林肯曾生活、深愛且現今遺骸安息的城市」。
數百名扶輪社員響應邀請前往春田並獲贈一枚特製銅牌，一面鑄有林肯側面像，另一面則是扶輪齒輪徽章。參訪的高潮在於6月23日的野餐，隨後列隊前往橡樹嶺墓園，並頌揚林肯為「史上最偉大的扶輪社員」。一位來自紐西蘭的社員感慨道：「即使聖路易年會的諸多細節已從腦海淡忘，我永遠會記得在林肯墓前的扶輪追思儀式」。
回到那合理的推測：若您細看圍繞在林肯墓前的扶輪朝聖隊伍，或許能在那群人中，捕捉到36歲的弗利特伍德‧林德利的身影。
「永生難忘的見證」
1901年5月23日，亞伯拉罕‧林肯唯一在世的兒子羅伯特‧陶德‧林肯(Robert Todd Lincoln) 抵達春田，準備為父親安排他希望是最後一次的遷葬。自1865年4月遇刺身亡後，林肯先是被安葬於春田的橡樹嶺墓園的臨時地下墓室中。在隨後的36年間，他的遺體遷移次數多達十餘次，過程往往隱密且令人咋舌 —— 想像這位殉難總統的棺木，曾有長達兩年的時間被隱藏在一堆木材之下。
這些遷移行動中，部分是由春田一群憂心忡忡的地方顯要所主導，他們最後的身分是「林肯榮譽親衛隊」(Lincoln Guard of Honor)。他們的憂懼並非空穴來風：1876年曾有人企圖盜取林肯遺體，雖在最後一刻遭阻擋，但再度遭竊的威脅始終籠罩在9位親衛隊成員的心頭。其中一位成員是名為約瑟夫‧佩里‧林德利 (Joseph Perry Lindley) 的鐵路售票員，他正是弗利特伍德的父親。
1900年，林肯墓穴進行大規模翻修，他與妻兒的遺體被移往臨時的地下墓室。1901年5月羅伯特造訪時，對父親的安葬方式下達了明確指令。他不打算讓父親繼續躺在看似已安置數十年的大理石石棺中，而是要求將棺材埋入墳墓磁磚地板下方10英尺處，以鋼籠圍繞，並澆灌20英吋厚的波特蘭水泥。
此外，由於棺材在1887年曾被開啟（之前也開啟過三次）以確認遺體在內，羅伯特特別交代絕不可再開棺。然而，這項要求在1901年9月26日引發了墓穴內的爭論。趁著羅伯特不在場，這群人最終決定開棺。弗利特伍德多年後憶述：「他們對外宣稱是為了辨認身分，但我認為好奇心佔了很大成分。」
一名水管工隨即帶領助手把林肯的鉛襯棺材切除一塊長方形。弗利特伍德回憶說：「當蓋板揭開時，一股刺鼻氣味撲鼻而來，林肯先生的頭部與胸部展露出來。他的臉清晰可辨，彷彿覆蓋著一層白霜狀的霉。我當時並不害怕，但之後6個月睡覺時都會想到林肯。」
約25分鐘後，這位水管工重新將棺材密封。弗利特伍德說：「當（置於鋼籠裡的）棺材降入地下墓室時，我被允許拉住其中一條皮帶。接著水泥傾注而下，直到與地板齊平。」
日子歸於平靜，弗利特伍德在1909年畢業於伊利諾大學，取得工商管理學位，與表兄弟到歐洲遊歷13個星期。1918年在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獲派少尉並在喬治亞州與機關槍班一起受訓，最終因停戰而在未實際參戰的情況下退伍。此後他曾擔任郡徵兵委員會委員、春田市政職員、以及橡樹嶺墓園管理委員會主委。
最重要的是，弗利特伍德是一位花商，在市郊經營一家附帶大型溫室的花店。直到今日，即使林德利花店已關閉多年，這個地方仍喚起許多美好記憶。一名男子在2024年回憶說：「我記得美好的氣味及花香、瓷磚噴水池中優游的金魚、以及溫室中一排排看不到邊際的植物。」
再提一個生活細節：弗利特伍德也是一名熱衷參與社團的人，他除了是斯里納斯兄弟會、麋鹿會、共濟會等組織的成員，更是春田扶輪社的社員。他至少曾一次在例會中向扶輪社員們講述1901年9月那天在墓穴內的故事，並說：「我所看見的，是永生難忘的見證。」
1963年1月底，這位最後目擊林肯遺容的人，在春田的聖約翰醫院等待膽囊手術期間向《生活》(Life)雜誌記者娓娓道出這段往事。他說：「（林肯的）臉灰白。衣服蓋滿霉斑。」兩天後，他因心臟疾病過世。2月2日，他被安葬在橡樹嶺墓園，與林肯一樣，扶輪社員弗利特伍德‧林德利從此歸於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