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超過6萬人聚集在紐約市中央公園的大草坪，參加一場包括尼爾‧楊 (Neil Young)及幽浮一族樂團(Foo Fighters)演出的音樂節。但這場音樂節與大多數音樂節有點不同，人們不是用錢買票，而是透過他們消除全球極端貧困的行動來獲得門票。這場音樂節是由全球公民組織(Global Citizen)所籌辦。
全球公民組織以其「結合流行文化與政策」的活動策略聞名，利用流行文化的大人物來吸引各個年齡層的觀眾參與保護地球、消除貧困及促進平等的行動。該組織由麥可（米克）‧謝爾德里克(Michael/Mick Sheldrick)共同創立。
讀大學時，謝爾德里克便在思考如何做出改變。成長於澳大利亞濱海城市伯斯(Perth)的他就從家鄉開始行動。他協助在伯斯舉辦一場「根除小兒麻痺演唱會」，邀請約翰‧傳奇(John Legend)表演。這場演唱會在2011年大英國協政府元首會議(Commonwealth Heads of Government Meeting)的第一天舉辦，旨在敦促與會的世界領袖致力根除小兒麻痺。演唱會的努力促使這些領袖承諾提供1.18億美元的新資金來根除小兒麻痺。
如今，謝爾德里克是全球公民組織的共同創辦人，並擔任政策、影響及政府關係首席負責人。他幫助籌集超過430億美元來消除極度貧困。自2012年首屆全球公民音樂節(Global Citizen Festival)舉辦以來，無數音樂大咖登上這個舞台。
這場音樂節為商業領袖及政治人物等有影響力人士提供了平台，讓他們做出重大的財務承諾，來消除貧困及解決其他重要的全球問題。2022年，時任國際扶輪社長的珍妮佛‧瓊斯(Jennifer Jones)登上舞台，代表國際扶輪承諾為全球小兒麻痺根除計畫(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再投入1.5億美元。
今年5月，瓊斯與謝爾德里克坐下來談談他的故事，回顧全球公民組織的變革性工作，並介紹他的新書《從理念到影響：在分裂的世界中影響和推行變革的行動手冊》 (From Ideas to Impact: A Playbook for Influencing and Implementing Change in a Divided World)。
告訴我一些你在澳大利亞成長的故事，以及一些對你產生影響的人。我知道影響你的人有一位是扶輪社員。
我出生於西澳大利亞的伯斯，這裡有幸成為地球上的天堂。讀大學時，我參與倡導澳大利亞履行其國際義務，幫助消除極端貧困的行動。
我遇到的前幾位導師之一就是一名扶輪社員。我們相約在流經伯斯市、閃閃發光的美麗天鵝河(Swan River)河畔喝咖啡。他努力說服我根除小兒麻痺為何應該是全球公民組織 ── 雖然當時我們不叫這個名字 ── 參與的第一個活動。
這位紳士的名字是大衛‧高德斯通(David Goldstone)。他可能是我遇過最會講故事的人之一。他創立了克勞利(Crawley)扶輪社，我之所以會見到他，是因為他提供獎學金給像我這樣的大學生，讓我們能夠參與扶輪。我們坐下來他對我說：「我要跟你講一個關於我朋友約翰(John)的故事。」
約翰是1950年代雪梨的一位健康年輕人，21歲時突然發現自己從腰部以下麻痺。在醫院裡，醫療部部長告訴他，你再也無法走路了。
大衛向我講述約翰如何以這句不朽的話語回應：「我一定會走路。」我知道，珍妮佛，你已經在全球各地遇過許多小兒麻痺倖存者，你也一定聽過他們的故事。但這個故事特別讓我感動的一點是韌性。因為約翰經過數週、數月、數年的努力，逐漸恢復了雙腿的功能，終於儘管有點跛，他重獲行走的能力，最後成為一位成功的商人，並致力於根除小兒麻痺。
在這段對話的最後，我對大衛說：「哇，我好想親自見到他，聽他親口講這個故事。」我記得他拉開了我旁邊的椅子，把他的腿放在上面，然後捲起褲管。他套著一個支架來幫助他走路。他對我說：「多年前的那個人不是『約翰』，而是我。我不需要別人的憐憫或羞愧。我只想繼續前行，並且徹底消滅那個該死的疾病。」
這不僅對我的故事很重要，也可以說對全球公民組織的成立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請你描述全球公民組織的工作。
全球公民組織的成立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貧困 ── 甚至像根除小兒麻痺這樣的問題 ── 都是系統性的挑戰。像小兒麻痺這樣的疾病會傳播有很多原因。可能是缺乏公共投資、衛生條件不佳、貧困等問題。我們體認到系統性的挑戰需要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在歷史中，我們都一再看到社會運動的力量如何帶來變革。
在現今這個時代，我們如何建立一個社會運動來結束極端貧困？我們那時還是大學生，就在臉書剛剛推出不久。我們將社群媒體的力量與流行文化和音樂家結合起來，將這些問題推向主流，同時給人們一種行動的方式來創造影響。我們經常說，結合流行文化與政策是全球公民組織核心基因的一部分。我們認為影響力優先於意識形態，將採取行動放在喚起意識之上。
找歌手參加你們在中央公園舉辦的第一場演唱會最初算是個有點冒險的提議。啟動這個骨牌效應的是幽浮一族樂團。跟我講講這件事。
我們永遠感謝幽浮一族樂團的戴夫‧格羅爾(Dave Grohl)，因為他是第一個答應的。那是在2012年。我們在第一次音樂節結束後說，好吧，就這樣了，不再辦了。幾天後，我們接到史提夫‧汪達(Stevie Wonder)經紀公司的電話，說他一直想在中央公園的大草坪上表演，如果你們明年再辦一次，他會參加。所以我當時想，嗯，我們明年要再來一次了。這就是這個運動的開始。酷玩樂團(Coldplay)的主唱克里斯‧馬汀(Chris Martin)在2015年同意擔任我們的創意總監，與我們一起將活動帶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城市，從印度的孟買到南非的約翰尼斯堡，再到德國的漢堡。剩下的大家都知道了。
參加全球公民音樂節的人實際上必須完成一項服務才能獲得門票，對吧？他們不能直接買票？
沒錯。我們說行動是我們的貨幣。我們想要的是你的聲音。我們希望你採取行動，無論是呼籲你選區的民選官員或商業領袖捐款給根除小兒麻痺 ── 也可以是衛生問題 ── 或是教育機會的問題都可以。
正如我在書中所寫，如果你請求幫助，並且非常清楚你想要創造的影響，冥冥之中就會將你與世界各地有趣的人聯結在一起。當時是一位加州的電影製片人，萊恩‧高爾(Ryan Gall)，他說過類似這樣的話：「你知道應該做什麼嗎？你應該獎勵那些採取行動的人。讓他們簽署請願書，呼籲大英國協的領導人根除小兒麻痺。作為回報，他們將有機會抽到約翰‧傳奇的演唱會門票。」
5,000張門票讓我們收到2萬5,000個簽名。9個月後，我們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那時，我們第一次站在中央公園的大草坪上舉辦全球公民音樂節，有6萬人參加。10多年後，全球公民組織在我們優秀合作夥伴的幫助下，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行動平台。
我們激勵並動員了超過3,000萬次公民行動，這些行動幫助促成了超過400億美元的資金用於多項目標，包括根除小兒麻痺。這些努力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超過10億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