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企業家張齊娥回顧有目標的人生和事業 時間已接近新加坡時間午夜。張齊娥(Claire Chiang)散發著活力和優雅的氣息，儘管她經過68天的旅途後剛剛回到家中，此行她參觀了從中國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到馬爾地夫和日本等國的企業。作為新達城(Suntec City)扶輪社的創社社員，張女士以企業家、社會活動家、作家及女性問題以及可持續發展挑戰的鬥士而聞名。她和丈夫何光平(Ho Kwon Ping)創立了悅榕集團(Banyan Group)，該集團是一家全球開發商和營運商，在23個國家／地區擁有76個度假村、酒店和水療中心。在悅榕集團，張女士是悅榕藝廊的常務董事，並領導中國業務發展、全球學習與發展以及悅榕全球基金會。她擔任萬禮(Mandai)自然基金會和萬禮公園控股公司的董事，並且是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的顧問委員會委員。她是新加坡圖書理事會和新加坡管理大學希琳‧福茲達(Shirin Fozdar)計畫的主委。她的著作《Stepping Out： The Making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講述了早期華人移民到新加坡的故事，曾被拍成電視劇且獲獎。張女士已接受邀請，將於5月25日至29日在新加坡舉行的國際扶輪年會上演講。《國際扶輪英文月刊》透過視訊電話訪問她，以瞭解更多關於她的故事以及新加坡的特別之處。

您是新加坡華人移民的女兒。您的祖母和母親對你的生活有多大影響？
我很榮幸能在堅強的女性照顧下長大。我的祖母在19世紀末從中國海南島移民到馬來西亞，與丈夫一起擔任割膠工，從橡膠園的橡膠樹上收集乳膠。丈夫去世後，她跟隨她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父親，來到新加坡。像數以百萬計的移民一樣，他們離開家鄉尋找更好的機會。新加坡是希望的燈塔和新的開始。如果你看到我祖母那雙起泡的手，你會以為她是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女人，但她卻用那雙能幹的手管理世事。從小到大，我和祖母共用一個房間，和她關係非常親密。她教會了我很多生活上的事。我還記得她對於約會的建議：你需要先掌控自己的人生。然後挑選出你愛的人，一起建立生活。在那個時代，她的想法被認為是進步的。
在1950年代，新加坡只是一個資源匱乏的深水港。大部分食物、水和能源必須進口。小時候，我常常排隊取水，水是配給的。我和我的兄弟們每人提一桶水回家做飯。我們的飯菜主要是米飯和蔬菜。肉類是特殊場合才有的奢侈品。但我們從未感到貧窮，也沒有被剝削的感覺。我們瞭解到，我們需要盡力在生活中創造價值。父母的指導和管教促使我努力學習，在學校取得優異成績。
我的母親出生在馬來西亞的麻六甲，1930年代後期移居新加坡。她不得不輟學在街上賣麵包，後來在一家洗衣店工作。她遇到了我的父親，他晚上當老師，白天當辦公室職員。我母親含辛茹苦撫養我們六個孩子，一分錢當兩分用，來庇護和保護我們。
我是獨生女。雖然我是早產兒，但我母親從未放棄我。她使我存活下來，並用羊奶增強我的體力。我慶幸她是個虎媽。在一個「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的文化中，我母親在我身上投入了大量的家庭資源。她讓我一天上兩所學校，一所是中文學校，以保持我的傳統價值觀，另一所是英語學校，以確保我將來有好的前途。她鼓勵我彈鋼琴，上芭蕾舞和中國舞課。因為她失去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所以她拒絕讓這種事發生在我身上。她將教育視為生命線。
我母親在47歲時中風。在接下來的35年裡，她經歷了各種醫療困難，包括乳腺癌和腎衰竭。她從未放棄。她的毅力和韌性繼續激勵著我。
在您的公開演講中，並談論了塑造你這一生的種種事件。能分享幾個嗎？
我人生的第一個轉捩點是離開家鄉，搬到香港。我在新加坡大學獲得了社會學學士學位，並在香港大學找到了一分對醫學生教授行為科學的工作，我同時在那裡攻讀工業社會學碩士學位。我們在南丫(Lamma)島待了大約四年，那裡沒有車輛，也沒有道路。我過著島民的生活，每天搭渡輪和巴士去大學上課。兩個半小時的旅程讓我接觸了當地人和他們的文化。
為了寫論文，我在一家工廠待了三個月，認識了許多女工，其中一些年僅16歲。她們沒有受過正規教育，薪水也很低。我們舉辦學習小組，我教他們說英語。透過與他們的友誼，我開始認識到姐妹情誼、合作和指導的重要性。
我丈夫接受過經濟學訓練，並曾擔任《遠東經濟評論》的編輯。由於他報導了亞洲，我和他一起在這個區域旅行。這些旅行使我們瞭解了地緣政治狀況，為我們後來的酒店業務鋪了路。在那些日子裡，我們是發展中的學生。我們為資本與勞動、利潤與正義、男女平等之間的矛盾而苦惱。我認為香港南丫島的夢想和遺產已融入我們現在建立和經營企業的方式中。
您是如何開始創業的？
這完全是偶然的。我稱之為我人生的第二個轉捩點。
小時候，我發誓永遠不要嫁給商人。於是我嫁給了一個記者，一個窮記者。他轉向經商並不是我的錯。不久之後，我也跟著他成為一名女商人。
1987年，我們搬回家，因為我的公公，新加坡的一個外交官和商人，中風了。於是我放棄了工作和學業。我們沒有自己的房子，我渴望找到一個僻靜的地方，我們可以稱之為我們的房子，可以在那裡度過安靜和輕鬆的週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飛往泰國普吉島，尋找一個可以建造小型度假勝地的地方。我們找到一塊地，以前是個錫礦區。我們喜歡藍色潟湖和木麻黃常綠森林上美麗的日落，但我們並不知道潟湖的顏色實際上是由於礦場污染造成的。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沒人想要那塊土地。但我們實在太愚蠢了。我們在購買之前沒有做過充分的調查。
我先生和我有一個共同點——我們從不輕易放棄。我們諮詢了專家，對我們開發的普吉島樂古浪(Laguna Phuket)進行了修復。我們花了兩年時間，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錢。但我們堅持了下來，並將它開發成為普吉島樂古浪——一個綜合度假勝地。因此，領導力實際上的關鍵是實驗和抓住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最初的無知使我們踏上了發現之旅，並獲得了回報。
那麼您人生的第三個轉捩點是？
第三個是不幸的。1988 年，在我懷第三個孩子六個月後，我的羊水提早破了。我被緊急送往醫院。醫生已竭盡全力，但我的寶寶還是沒能活下來。這是毀滅性的。為什麼這件事會發生在我身上？我深深感受，作為一個女人，我是失敗的。我陷入了嚴重的憂鬱和自閉。我實際上無法與任何人交談。我去了一所手語學校，開始在寂靜的世界中療癒。
在試圖理解這種損失的同時，我在新加坡撒瑪利亞人熱線(SOS)當志工，該熱線為面臨危機的個人提供情感支持。我說服了那裡的輔導員，我的痛苦可能會讓我能夠同情那些尋求支援的人。我在熱線工作了四年。聽到其他女性關於她們個人面對創傷和家庭暴力如何奮鬥的故事，也幫助我療癒。漸漸地，我的心態從「為什麼是我」轉變為「為什麼不是我」，使我擺脫被囚禁的自我，再次擁抱世界。儘管今天我仍然感到疼痛，但我找到了一種放鬆的方法。我變得更接受自己。這也是我賦權女性之旅的開始。
您如何利用您的事業來幫助女性？
我的公公曾任新加坡駐泰國大使，他向我介紹了社會活動家希琳‧福茲達(Shirin Fozdar)。在1950年代，福茲達為結束新加坡的一夫多妻制而奔走，然後移居泰國，在那裡她努力為鄉村女孩提供教育，並協助創造婦女就業機會。我和她見面時，她已經80多歲了。她要我買兩個墊子，這是一種在泰國很有名的傳統手工藝品。她說，如果你買這兩個墊子，我就能讓一個女孩去泰國北部上學。我快速地計算了一下：如果我買2,000個墊子，或者我能請一整個網絡的人來買墊子，我就可以幫助全村的女孩。就在那時，我開始看到商業可以成為改變的力量。
那次邂逅激勵我創辦悅榕藝廊，這是一個行銷平台，旨在策劃農村地區婦女所做的工作。我可以省去中間商，直接去找廠商，把收入中應該給他們的那一部分給他們。我將這個概念稱為「社群資本主義」。藝廊與鄉村合作社和非營利行銷機構合作，為我的企業周圍社區的工匠創造就業機會，來協助支持當地的文化遺產。我們已經支持了全球82 家社區供應商和127個大大小小的社區。為了這項工作，兩個墊子改變了我的生活。
我一開始是一名學者，看不起商業，後來當我看到它可以發揮積極作用時，我的看法改變了。近年來，我注意到商業討論發生了轉變。利害關係人資本主義的概念正在超越股東資本主義的概念。這並不全是為了創造財富。它也為社區創造價值，共同創造共享的繁榮。
您是如何發現扶輪的？
高中時，我是扶少團的團員，我還記得拜訪社區機構以瞭解行善和支持社區意味著什麼。多年後，在2000年，有一個朋友邀請我加入扶輪，但一開始我有點不願意，因為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有錢人的社團。他糾正了我，說這是商業人士和任何想要有所作為的人的社團。鑒於我過去與扶輪的關係，我決定試一試，認為扶輪可以成為一個好好行善的平臺。於是，我成為新達城扶輪社的創社社員。然後，我擔任我們扶輪社的社長。我認為扶輪給了我對更美好世界的希望。這是一項挑戰極限來使世界更美好的運動。在那裡我感受到了志同道合和興奮。我很榮幸能參與這項運動。
您受邀在新加坡舉行的國際扶輪年會上演講。您希望訪客們離開新加坡時帶走什麼？
我們新加坡是一個小島城邦，四面八方的影響力都匯集在這裡。我們的客人將享受我們豐富多樣的美食和文化，同時他們也將看到新加坡如何促成不同種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們和諧生活和工作方面的成功實驗。我們不斷學習如何平衡現代性和傳統，以實現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