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高中時住在芝加哥郊區，住在我家對面的一位女孩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希望能跟她約會，經常造訪她家。可是她有個哥哥很喜歡拍照，我很快就發現攝影對我來說比那個女孩更有趣。我最後跟她哥哥在一起的時間更長，自己買了一部Argus C3相機，開始踏上我的攝影之路。
我青少年時期的戀情沒有結果，可是我愛上了攝影。整個成年後的人生也埋首其中。
在肯塔基州就讀路易斯維爾大學時，我修讀攝影課程，並到中西部最佳報社之一、以大膽調查報導知名的《信使報》(Courier-Journal)實習。後來，我到印第安那州的《伊凡斯維爾週日信使報導》(Evansville Sunday Courier and Press)擔任「實驗品」，掌握攝影技術及暗房知識。
在1960及1970年代，幾乎美國每個大城小鎮都至少有一家報社。像學校內種族融合或是越南戰爭等社會政治議題都是新聞關注的焦點。許多優秀的記者都出身區域型報紙。在《信使報》期間，我在攝影主編威廉‧史特羅德三世(William Hall Strode III)底下工作，他協助的有關法院裁定派車將學生運送至肯塔基州傑佛遜郡之非隔離學校的報導，贏得1976年普立茲新聞獎。從他及其他知名的攝影記者身上，我學會如何用鏡頭呈現故事，凸顯政治、戰爭，及社會演變等重大議題。
我第一份穩定工作是在俄亥俄州曼斯菲爾德的日報《新聞日報》(News Journal)擔任攝影記者。我一天有5或6項任務，大多數是一個小型城市的典型差事：為當地商業領袖或在地方經濟、運動、或社區領導卓然出眾的居民拍攝肖像照。可是每隔一段時間，會有了不起的任務找上我，像是報導「齊柏林飛船」或是法蘭克‧辛納屈的演唱會。我很喜歡這些工作。1975年3月，我的編輯派我去拍攝世界重量級拳王阿里(Muhammad Ali)。他在俄亥俄州與查克‧韋普納(Chuck Wepner)比賽，這場比賽後來成為1976年電影《洛基》(Rocky)的靈感來源。阿里在第15回合剩下19秒的時候擊敗對手。
我記得繞過阿里的教練 —— 他試圖阻擋我們拍攝他訓練時的照片 —— 去拍攝他與粉絲聊天、穿著拳擊袍簽名的特寫。這些照片捕捉這位攻勢猛烈的拳擊高手的另一面 ―― 他也是溫和迷人的。
在1969年到1972年間，我向報社請長假去從軍。那時越戰正方興未艾。我的徵兵編號超低 ―― 令人難以置信的18號 —— 我聽說如果你主動報到而不是等著被征召，你可以選擇在軍隊的職務。
因為我是攝影師，高中修過德文課，便猜想我會跟007詹姆士‧龐德一樣，從柏林監視東德。可是當陸軍給我做性向測驗時，他們發現我在語言方面沒有天分。這讓我只剩下兩個選擇：機械技工或是憲兵。
我說：「技工！」
我最後到了北卡羅來納州的布拉格堡(Fort Bragg)，可是當我的司令官發現我是攝影師時，他派我搭乘直升機及飛機去記錄登陸演習、傘兵跳傘，及實彈演練。我親自體驗作戰任務的教育。
可是我接下來到犯罪調查部的任務就接觸了人性的最黑暗面。在兩年期間，我拍攝涉及值勤或非值勤軍事人員的所有重大案件。舉例來說，我協助針對前陸軍特種部隊醫師傑佛瑞‧麥當那(Jeffrey MacDonald)的調查工作，他在1970年被判謀殺他的懷孕妻子及2個女兒。他獲判3項無期徒刑，他的案子還拍成電視迷你影集。
好萊塢往往會「美化」犯罪及法醫鑑定。可是真實人生的經驗可能會很辛苦。跟著每一場調查，我會拍攝犯罪現場，花好幾小時處理底片，然後仔細端詳負片，有些記錄了非常令人作噁的細節。這些影像會跟著你，以我在多年後才發現或理解的方式影響著我。
回到報社後，我開始做惡夢，變得好辯，沒有興趣與人建立關係。幾年前，退輔會一位醫療人員得知我在犯罪調查部的經歷，給我做精神健康的問卷。有四分之三的項目我都有勾選。這名醫療人員評估結果後說：「喔，你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診斷解釋了許多事情。這位退輔會人員協助我治療。可是攝影已經成為我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治療最好的一部分，提供我表達情緒的出口。我的工作驅動我走出屋子，走出我的孤立。
1990年代，我找到扶輪，或者應該說，扶輪找到我。我父親後來也到俄亥俄州哥倫布市定居，介紹我入社。我便是這樣接觸到懷特霍爾-貝克斯里(Whitehall-Bexley)扶輪社。
事情出乎我意外。扶輪的人際網絡不限於當地，而是跨越國界。本社是個開心的社，即使是有點老派 ―― 社員對出席很在意，當然，他們也希望大家都別上扶輪別針。可是他們的友誼及對社區服務的投入啟發了我。不久後我成為國際委員會的主委。
1997年，我前往尼加拉瓜，本社在當地贊助一項支持唇顎裂兒童手術的計畫。我拍了一名雙手因虐待受傷的女孩；她的手被強拉去碰火。燒傷已經痊癒，可是她的手掌因為內部受損只能握拳，醫師用一項技巧讓她張開手掌。真是奇蹟。
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我與當地的扶輪社員聯繫。我認為我去烏克蘭的部分原因是一個自我測試、讓自己重回軍事環境的機會。有許多許多情緒糾結其中。
我帶著我的相機及筆電從首都基輔到經常成為俄羅斯飛彈攻擊目標的哈爾科夫，然後再到西南部海港奧德薩，歷時10天。我搭火車過夜，抵達目的地時，會有扶輪社員去接我。
我在烏克蘭拍了許多照片，拍破壞，拍雄偉的建築，拍存放捐給扶輪、等待分配之物資的倉庫。可是普通人的照片更令人動容：結婚的新人、在戰火中分享餐點的人、在廣場下棋的老人。他們的韌性深深感動我。
隨著戰事加劇，我再度前往。一位扶輪社員把母親的車子借我。當我開車在哈爾科夫繞來繞去時，認識了許多烏克蘭士兵。我們交換軍隊臂章。軍人之間的連結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見得到，但是在烏克蘭英勇的士兵身上可以更強烈感受到。
身為攝影師讓你得以保持好奇心、認識新的人。它提供你接觸的管道。你要求別人跟你交談，展現他們的生活方式。經常他們會邀請你進屋裡。
政治人物尤其擅長連結之道。我在報導從太空人轉戰俄亥俄州政界的約翰‧葛蘭(John Glenn)或是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或莎拉‧普林(Sarah Palin)的總統競選活動時瞭解到這點。葛蘭介紹我認識他全家人，我的照片捕捉了他公開及私人的面向。
我和哥哥都是科幻迷。我們曾經在加州約書亞樹國家公園看過世界知名的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我拿起相機，走向一個站在廂型車旁的女性，「他是…」在我說完問題前，她便打斷說：「是的。」
我問：「我可以跟他拍照嗎？」
「自己問他。」
他坐在俯瞰科切拉山谷(Coachella Valley)的山坡邊。我詢問他，他點頭答應。在他推輪椅離開前我拍了6張。我永遠記得拍照的那個瞬間。
觀察很重要。我們可以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發現奇蹟。好的攝影師是隱形的，默默記錄主體，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或不自在。與拍攝主體建立信賴也很重要。我造訪關係緊密的艾米許人社區近10年，在獲得許可的情況下，記錄現代世界中的傳統生活方式。許多艾米許人不喜歡擺姿勢拍照，因此我在造訪時很留心不要讓他們覺得受侵犯。
目前，我手邊有很多計畫。殘障奧運會。第二次世界大戰老兵的肖像（還有他們會講的故事！）我去新墨西哥州的蓋洛普(Gallup)拍攝一年一度的美國原住民藝術暨文化慶典。
扶輪和攝影開啟我的世界。它們在我退伍後拯救了我。它們讓我走入人群。現在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