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克里斯托與珍妮‧克勞德雙人創作組合

我認為創造會消失的東西
比創造會留下的東西
需要更大的勇氣
──克里斯托
Christo Vladimirov Javacheff, 1935-2021
消失的凱旋門
凱旋門是巴黎著名的地標，在拿破崙口中這座「偉大的雕塑」，是為紀念1905年打敗俄奧聯軍輝煌戰功所建造。兩百年來，凱旋門在香榭大道上向來的莊嚴崇偉姿態，卻在2021年9月全面被包覆，彷彿消失一般，以蒙面的形式出現在世人之前。（圖2）
「包裹凱旋門」這一個超大型的裝置藝術，耗資4億2千萬台幣，使用了25,000平方公尺的銀藍色聚丙烯織布，由建築最頂部50公尺高度垂下，用3,000公尺總長的紅色繩索紮緊，展期只有兩週。這是地景藝術家克里斯托‧弗拉基米羅夫‧賈瓦切夫，從1961年開始構思，經過冗長的設計、規劃、提案、溝通、協調過程，終在60年後實踐構想，卻在作品完成的前一年，以82歲高齡去世。
藝術，是自由的吶喊
生於保加利亞的克里斯托，父親是化學家，經營一家國有紡織廠，17歲進入索非亞美術學院就讀，母親正是該校的秘書。對於未來以藝術創作為業，並且以不同質材「織布」作為表現主要素材，足見家庭成長環境，對藝術家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克里斯托年輕時有一腔熱血，也曾想要宣揚共產反資本主義，讓藝術才華為民粹主義奉獻，可惜在他經歷了東歐國家不可逃避的納粹、蘇聯的極權壓制之後，血淋淋的現實讓21歲的克里斯托選擇棄離家國，到捷克劇院工作。當再一次見識到匈牙利革命無辜的知識份子被殘害，這又再度逃離到奧地利，他交出護照成為一個無國籍的政治難民，尋求政治庇護始獲得在維也納藝術學院短暫學習的機會。然後再次移居日內瓦，後來轉往巴黎。1964年後雖然英文不通，卻帶著滿腔活躍的創作熱情，成為美國的永久居民。
1958年在巴黎，發生一段改變他人生的際遇。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克里斯托受邀為一位住城堡裡的貴婦畫像，因此結識了她的女兒，這位主修拉丁語與哲學的珍妮‧克勞德(Jeanne-Claude Denat de Guillebon)，原籍摩洛哥，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兩人持續交往到結婚，日後並以「Christo and Jeanne-C」為名共同創作，直到1994珍妮去世為止，雙人合作了51年。
珍妮‧克勞德在語言和生活方面提供很多的協助，更在藝術創作上給予重要突破性的建言。藝術家初期只是包裹一些日常器物，如罐頭、器皿、腳踏車、汽車等（圖3），但接受妻子的建議，擴大創作的眼光與雄心，逐漸發展出一種「短暫紀念碑」式的包裹藝術。
他們包裹的對象，從生活物品到公共建築、從室內到室外，從陸地到水上（圖4），從都市到海岸、橋梁、山林（圖5）、島嶼、峽谷，從國內到國外（圖6）（圖7）。後來作品越做越碩大，甚至必須動用國家軍隊來協助裝置或拆卸，但也因此開創了令世人驚嘆的藝術表現新型式。
克里斯托作為一個東歐的難民，貫穿一生不懈的努力，目標就是追尋自由，不論是人身、思想與創作的自由追尋。即使他的創作概念起初聽聞起來都是荒謬甚至異想天開，但正因為這自由真的來之不易，即使每一個提案都耗費數十年，花費數百萬美金以上，不僅付諸龐大的心力、冗長的時間等待，但他都一一通過不可思議的毅力，甚至是豁達幽默的精神，去說服官僚機構當局，去各級法院打贏官司，去克服環保機制的層層限制…，他突破種種有形無形的困境，實踐自己一心追尋的創作自由。難怪他說：「藝術作品，是自由的吶喊」。

在完成偉大的作品前，總有無法盡數的反對聲浪，無數的聽證會、說明會、法院出庭、糾紛協調、團體抗議，似乎都在勸退他們的創作構想。但是兩人並沒有因為被一再拒絕退縮，藝術家似乎也樂此不疲，他說：「我覺得這非常有啟發性，和抽象詩歌一樣」。越抗議他獲得的聲名越大。他提出的想法的確很美，不只是達觀灑脫，更是在建立自己獨有的藝術概念。從以下對《紐約時報》發表的一段談話，我們可以探觸到這位包裹藝術的原創者，他內在強大非凡的藝術胸懷：「對我而言，『美』是創作過程中涉及的所有事物── 包括了工人、政治、溝通、建造所遇到的困難、與許多人打交道，整個過程都是美的一部分，我很喜歡這個過程。」
在超過半個世紀中，克里斯托一生大手筆的作品吸引全球群眾與媒體的讚揚和關注。他從不接受公眾捐贈、合作提議或政府補助，完全自給自足。他的草圖、計畫書、包裹拆下的物料包括繩索織布，都可以分割成為小片收藏品出售。因此他與大多數藝術家不同，他總是能有充裕的資金，為自己的創作自由作後盾。
改變地景，也改變了城市命運
克里斯托利用這種理念以及創作手段，將自己的藝術另闢途徑，與大地中重要的代表性地標結合，不再受限於畫廊的展覽廳。他也有意刻意的改變了許多城市與地景的命運與屬性，重建它們存在的定位與價值。

1982年「被環繞的島嶼」推出，寇比斯坎灣第一次出現在全國的藝術新聞中，一掃所有人對邁阿密「失樂園」的晦暗印象，當地居民人們態度從極度敵對變接納，從質疑變自豪，觸動了整個城市的文化覺醒。一夕之間，邁阿密儼然成為藝術表達的領航，而經過這40年，它已發展成為當代藝術的聖地，城市的命運完全改寫。這是一個關鍵性的作品，成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藝術裝置，也開創了當代藝術的新紀元。（圖8）
1995年的「包裹德國國會大廈」更成為一種精神象徵，宣告柏林從二次大戰納粹的陰霾走出，作為一個世界城市的回歸與重生。這一項作品用去10萬平方公尺的白色織布、1.5萬公尺的藍色繩索，巨大雕塑矗立在柏林都市之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視覺景象，短短兩週吸引500多萬觀光客湧入，再次，讓柏林以藝術之名震撼全世界。（圖9）


1972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山口上，拉起了巨大的帷幕（圖10），花掉6噸的織布、700,000美元，雖然州政府核准展出一個月，但卻在24小時左右就被強風撕裂成碎片（圖11）。但樂觀的藝術家卻認為展出是短暫且易逝的，而作品是永恆的。他說：「每個項目都是一次獨特的探險，一個永遠不會再發生的時刻。」
非關包裹，而是打開重新看見的門
最重要的，克里斯托即使耗費如許龐大的財力、物力、心力、人力、時間，他的作品都是短暫易逝，只在特定時間與地點交會，自此不留痕跡。他的目的不是包裹，包裹只是手段，他希望藉由「改變視覺」，提醒你「改變觀點」。
很多世界上地標性代表性的重要建築，或許從人們出生前就已經存在，由於大眾一向習以為常，它們的「在」似乎是理所當然，思考上幾乎從不涉及「不在」或「消失」的可能性。當這些冰冷、堅硬的結構，變成詩意的、感性的，脆弱短暫、甚至是會失去的雕塑，我們才有機會或質疑自己的視覺慣性，才能重新反思檢視自以為是的理所當然，才會以全新的眼光來觀察這建築的存在，以及對於大地的影響意與義。
在此以克里斯托的好友著名插畫家索爾‧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的評論，為本文做一個總結：他不僅發明了自己，還發明了自己的藝術，更令人驚奇的是，他還發明了自己的公眾。他常常瘋狂奔走於作品和法令、創作和溝通之間，「原因也許是他太受普羅大眾的歡
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