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苦來山人的台灣茶情緣──三好德三郎的台灣記憶

日期 2021-03-09

台北中山社 李博信PP Marine
 
↑ 三好德三郎1929 ↑ 1930年代辻利茶鋪的同一位置現為星巴克重慶店
(重慶南路、衡陽路一帶)


最近幾年只要到京都旅遊,都會被介紹到1948年開業的「祇園辻利」購買宇治茶或一些茶點。社長三好正晃只要遇到台灣觀光客,一定會強調「辻利」的創始店是三好德三郎在台北創立的「辻利茶鋪」,而他則是三好家的第六代。
 
↑ 茶苦來山人原圖
我最早是在扶輪文獻中得悉他是台北扶輪俱樂部的會員,以後又得悉他與台灣茶業的深厚關係。幾年前名古屋大學研究台灣茶業史的學者土谷美曉來台時,送給我中研院台史所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發行的「茶苦來山人之逸話」一書。這本書是將三好德三郎回憶錄的內容整理後,以中、日文版印行,因此可以很清楚的洞悉他豐沛的政商關係,以及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具有很珍貴的史料價值。
 

三好德三郎出生於京都府宇治市的產茶世家,1899年以26歲的年紀渡海來台,他首先到坪林、石碇等地考察茶葉栽種情況,此後開始對台灣茶情有獨鍾,於是他立即在最繁華的榮町(現重慶南路、衡陽路一帶)開設「辻利茶舖」。以推廣家鄉的宇治茶及代理三井的日東紅茶(註一),並且積極致力於烏龍茶、包種茶等台灣茗茶的促銷,也兼售茶點和茶具等。


三好德三郎自稱「茶苦來山人」,認定自己一生要為茶奔走。因此他除了經營茶行店鋪之外,也在南港地區經營茶園種植茶樹,將台灣茶推廣到日本、滿洲、南洋及歐美各地。此外他又將台灣的烏龍茶及包種茶提供給日本國內外各項博覽會及共進會等參展活動,次數達數十次之多,並使之成為日本宮內省及台灣總督府之指定用茶。從1903到1929期間,「辻利茶鋪」的烏龍茶獲獎高達37次,而且多是「金賞」和「一等賞」獎項,可說是博覽會上的常勝軍。他為促進台灣茶之外銷不遺餘力,根據日本學者波形昭一教授的研究,昭和時期全台約有三分之一的台灣烏龍茶均由「辻利茶舖」所經手,由此可見德三郎的影響力。其在茶業外銷的成就較之早期的英商約翰‧陶德(John Dodd)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被尊稱為「台灣茶之父」。

如此幾年下來,事業頗有成就,他開始為地方貢獻心力,而且也建立了他在台北的社會關係。

 
↑ 昭和年間辻利茶鋪的營運情況,店員多為台灣人,其子三好正雄(照片右側坐者) ↑ 昭和年間之辻利茶鋪店內,展示著茶葉與 茶具等商品,牆上還掛著喫茶萬歲的匾額

日治中期,總督府為了推動官民共治的體制,而積極培養島內的人才。當時的三好德三郎和官方有很密切的往來,後來又先後擔任臺北州協議會議員、臺灣總督府評議會評議員、臺灣共進會迎賓館委員長等職。此外,1909年總督府通信局要在他店舖角邊設置「榮町郵便局」郵務站,他也勉為其難的擔任局長。由於他的店舖所在地剛好在最精華的本町與榮町間的三角窗,可以眺望遠處的地標──七層高的菊元百貨,是台北最受矚目的繁華地段,因此很多舊照片都會出現「辻利茶鋪」的影像。
 
↑ 三好德三郎於別邸招待友人
1931年他以貿易業代表加入台北扶輪俱樂部為創會會員。

三好德三郎先後擔任臺北州協議員、臺灣總督府評議員、臺灣共進會迎賓館委員長等職,並創立了台北工商會議所。此間他經常代表民間折衝於官民之間,儼然地方的意見領袖,因此有「民間總督」之稱譽,深受尊崇。

1939年,三好德三郎在臺病逝,辻利茶舖及他的其他事業由哲嗣三好正雄接掌。由於他喜好文事藝術,經常花費鉅資收集各種文物、骨董,因此所遺留的珍貴收藏品甚為豐富。

1945年戰爭結束,所有在台日人必須遣返日本。因此在翌年三月,三好家結束了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50年歷史的台北「辻利茶舖」。依照規定日人遣返日本只能攜帶當時的一千圓日幣及隨身物品兩袋。因此所有資產包括三好德三郎所有之掛軸、屏風、古董等大約三千件之文物都無法帶回日本。僅攜帶了9個孩子的「臍帶」,以及於行李中夾藏的手稿「三好茶苦來山人逸話」四冊,這一份手稿紀錄了三好德三郎居臺期間(1899-1938)的生涯,包括當時的政治秘辛與政商關係以及很多珍貴的照片,這些都是研究台灣史極為重要的史料,目前收藏於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返鄉後的1948年1月,三好德三郎的兒子三好正雄以台北「辻利茶鋪」的模式,於京都以「祇園辻利」為店名重新開業,生意興隆。目前相關的分支商店遍布日本各地,成為家喻戶曉的商店。

 
↑ 三好德三郎回憶錄原件樣貌 ↑ 辻利茶鋪──1904年的模樣,二層樓高的洋風建築,有曼薩爾式魚鱗瓦的屋頂。建築的主體結構沒受到嚴重破壞。
圖片來源:漁夫繪

註一:「日東紅茶」發祥於台灣,最初僅產銷台灣中北部的紅茶,由於商譽卓著,至今仍是日本有名的紅茶品牌。